2002年的8月,北京的暑气还没完全褪尽,胡同里的老槐树还挂着最后一批聒噪的蝉鸣,安然背着半旧的双肩包,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门前。红墙琉璃瓦的校门透着百年学府的厚重,门口迎新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欢迎新同学”
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他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校服领口别着的“北京四中”
校徽还没摘。
那是他从小到大优秀的证明,如今,这份优秀又添了新的注脚:以683分的高分考入北大预防医学专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安然的口音里带着点胡同里特有的儿化音,却没染上半分“皇城根下”
的倨傲。迎新点的学长帮他搬行李时,他忙不迭地说“谢谢您”
;宿管阿姨递给他钥匙时,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这份礼貌让他刚到302宿舍,就给另外三个室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302宿舍是标准的四人间,上床下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共用的书桌。安然推门进去时,三个室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靠门第一个床位的男生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听见动静抬起头,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你好,我叫崔培昭,河南来的。”
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旧衣服,最显眼的是包角露出的一本《人体解剖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
“我叫安然,北京本地的。”
安然伸出手,和崔培昭粗糙的手掌握了握,那是一双常年干农活磨出厚茧的手,和安然细皮嫩肉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
靠窗的床位坐着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自我介绍:“林浩,福建厦门的,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
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是当时宿舍里唯一的“大件”
。最后一个床位的男生正对着镜子打理卷发,闻言回头眨了眨眼:“艾力,新疆乌鲁木齐的,爱吃肉,以后食堂打饭我帮你们抢鸡腿!”
他的行李箱里露出半截维吾尔族特色的花毯,说是妈妈特意让带的,铺在床上睡得香。
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男生,就这样在302宿舍开启了大学生活。班级点名时,安然才知道,预防医学专业一共32个学生,男女各半,像极了精心调配的比例。开学第一周的破冰活动上,安然主动帮女生搬矿泉水,给外地同学指去食堂的近路,连艾力随口提了一句想吃馕,他周末回家都特意绕到牛街买了两个带回来。“安然这人,别看是北京孩子,特够意思。”
林浩私下跟崔培昭说时,崔培昭正低头给家里写信,闻言抬头笑了笑,在信纸上添了一句:“室友都很好,您和我爸放心。”
这份融洽的氛围,在开学一个月后的例行体检中,被彻底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天下午,安然正在图书馆背解剖名词,辅导员突然找他去办公室,脸色严肃得像蒙了一层霜。“安然,你的体检报告有点问题,肝功能指标异常,复查结果出来了,是病毒性肝炎。”
辅导员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安然耳边轰然炸开。他手里的解剖书“啪”
地掉在地上,封面的“人体结构”
四个字格外刺眼,作为学医的学生,他比谁都清楚肝炎意味着什么,更清楚在集体生活里,这个病会带来怎样的偏见。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安然沿着未名湖走了整整一圈。秋风吹过,荷叶簌簌作响,平日里觉得静谧优美的湖面,此刻在他眼里却透着一股子寒意。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抱着他哭的样子;想起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在超市打两份工,手上的裂口冬天总也愈合不了。他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终究还是按了回去。他不能说,母亲已经够累了,他不想再让她担心;更不能让同学知道,他怕那些曾经友善的目光,变成躲闪和厌恶。
从那天起,安然变了。男生宿舍里向来不讲究,崔培昭的毛巾偶尔会和林浩的搭在一起,艾力经常借室友的饭盒泡方便面,可安然却突然成了“洁癖”
。他买了单独的洗漱用品,用一个蓝色的塑料筐装着,每次用完都锁进自己的柜子;吃饭时他总是独自坐在食堂的角落,饭盒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宿舍里的公共水壶,他再也没碰过,每天自己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背影孤零零的。
起初大家并没在意。崔培昭以为他是刚开学不适应集体生活,还主动邀他一起去上自习:“安然,晚上去三教吧?那里灯亮,适合背书。”
安然却摇了摇头,含糊地说“我还有事”
,转身就回了宿舍。林浩调侃他“是不是有秘密”
,他也只是扯了扯嘴角,没接话。艾力好几次想拉他一起去操场打球,都被他以“身体不舒服”
推脱了。渐渐地,302宿舍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安然像一颗被裹上保鲜膜的水果,看似完好,却和其他人隔了一层无法穿透的屏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体检中心的护士和林浩的表姐是同事,闲聊时提了一句“北大医学部有个学生查出肝炎”
,林浩顺着线索一猜,就知道是安然。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班级。有人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故意绕开他走,甚至有女生在他经过时,悄悄用手捂住口鼻。宿舍里的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林浩和艾力再也不在宿舍里吃零食,晚上回来也尽量不说话,洗漱时总是等安然用完水房再进去,连眼神都很少和他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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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崔培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会在安然打水回来时,顺手帮他扶一下门;会在安然熬夜看书时,默默给他留一盏台灯;会在食堂遇见他时,端着餐盘坐在他对面,笑着说“今天的红烧肉不错,你多吃点”
。有一次,林浩拉着崔培昭小声说:“你别老跟他待在一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
崔培昭皱了皱眉,认真地说:“我们是学医的,都知道肝炎的传播途径,只要注意防护就没事。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安然和崔培昭两个人。安然坐在书桌前,假装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崔培昭泡了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安然,我知道你心里有事。你别担心,肝炎不是绝症,好好治疗就能控制住。我们都是同学,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的。”
安然的肩膀猛地一颤,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崔培昭真诚的眼睛,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长久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个病……我怕你们嫌弃我,怕我妈担心……”
“我理解。”
崔培昭打断他,语气很轻,却带着力量,“我7个月大的时候,我亲爸就没了。我妈带着我改嫁,继父虽然对我好,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接放学,我就躲在墙角哭。”
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知道,心里藏着事的滋味不好受。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两个同样没有亲生父亲的男生,聊了很久。安然说起自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崔培昭说起自己5岁就跟着继父下田,10岁就包揽了家里的家务,给劳累的继父洗脚按摩。他们聊学习上的难题,聊对未来的憧憬,聊宿舍里的趣事。安然发现,崔培昭虽然来自农村,却比他沉稳得多;崔培昭也觉得,安然看似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从那以后,安然和崔培昭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崔培昭帮安然补他不擅长的统计学,安然给崔培昭讲北京的历史典故;他们一起去水房打水,崔培昭帮安然提重的暖瓶,安然帮崔培昭占食堂的位置;他们甚至一起逃过一次选修课,躲在宿舍里吃泡面,看老电影。班级里的同学见他们走得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人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有人愿意和安然亲近,已经是件难得的事了。
可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安然和崔培昭虽然有着相似的身世,性格却截然不同。安然是被母亲宠大的,母亲总觉得亏欠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不到5岁的时候,安然说要学书法,母亲立刻给他报了最贵的兴趣班,买了最好的文房四宝;他说要学钢琴,母亲咬咬牙,花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别的孩子练书法最多坚持40分钟,安然却能坐在那里练一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有毅力,而是因为他认定的事,就必须做到,哪怕哭着也要完成。
有一次,母子俩在家看电视,正好赶上奥运会颁奖,国歌响起的时候,安然突然“腾”
地站起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奏国歌了,快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