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面前,陈思宇再也演不下去了,耷拉着脑袋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什么台商,也不是陈果夫的后代,真名叫侯万青,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专靠欺骗贪官污吏为生。
随着侯万青、孙德文、刘惠民的落网,那场荒诞的“200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专案组面前。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张爱云为儿子找工作说起。
2000年11月28日,北京的初冬已透着刺骨的寒意,街头的杨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张爱云专程从阜阳赶到北京,只为给从部队复员的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子在北京待过几年,早已习惯了首都的繁华,实在不愿回到阜阳那个小城过平淡的日子,便缠着母亲想办法。张爱云心疼儿子,便满口答应下来,想着凭自己在阜阳的人脉,总能在北京给儿子谋个立身之地。
母子俩约在北京国际饭店碰头,儿子见到张爱云,一脸兴奋地说:“妈,真巧,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也在这儿,听说我要找工作,说能帮上忙。”
张爱云闻言大喜,当即决定晚上请这位“首长”
吃顿饭,好好答谢一番。当晚,母子俩在饭店的包间里等了足足四五十分钟,那位“首长”
却迟迟未到。儿子有些着急,张爱云却拍了拍他的手:“你不懂,官越大,架子就越大,咱们再等等。”
终于,包间的门被推开,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岁,穿着一身名牌西装,一进门就抱拳拱手,操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对不起啦,太忙了啦,到处有人请我赴宴,好不容易推掉了,特意来跟你们娘俩聊聊。”
落座后,男人故作高深地自我介绍:“记住了,我叫陈思宇,‘思宇’就是思考宇宙的意思,我每天都琢磨大问题,小事情从来不屑管的。我是陈果夫的后代,你们知道国民党四大家族吧?蒋宋孔陈,我家祖上就是那个‘陈’,我是台湾的大珠宝商,在大陆跟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都走得很近,别人都叫我‘陈大特务’呢。”
这番吹嘘听得张爱云母子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陈思宇又指了指身边的两个人:“这位是孙德文教授,中央首长的秘书;这位是刘惠民先生,身份特殊,暂时不能透露。他们俩的背景,可都厉害得很。”
张爱云心里犯嘀咕,却不敢表露分毫,只当是遇上了大人物。就在这时,陈思宇突然话锋一转,盯着张爱云问道:“听你家公子说,你是安徽阜阳人?”
“是,我土生土长的阜阳人。”
张爱云连忙点头,态度恭谨。
陈思宇咧嘴一笑,突然说出一句阜阳的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揪出王坏总。”
“王坏总”
三个字一出,张爱云的手猛地一颤,手里的筷子“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太清楚这三个字指的是谁了,正是王怀忠,阜阳百姓私下里都这么叫他,还给他起了“王三一”
“王大蛋”
甚至更难听的绰号,只因他的贪腐和专断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张爱云的失态被陈思宇看在眼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道:“老百姓都这么骂他,你不会没听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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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云强装镇定:“您说的是王省长?”
“什么王省长,不过是个副省长罢了。”
陈思宇撇撇嘴,“我跟他很熟,他在阜阳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们经常来往。”
说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张爱云,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看穿。
张爱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对方是冲着王怀忠来的,便小心翼翼地问:“陈首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
陈思宇见她上了钩,立刻站起身,朝包间外挥了挥手,对两个女服务员说:“你们出去等着,我不叫你们,不许进来。”
服务员退出去后,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陈思宇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替你那位王副省长着急。前两天,孙德文教授给中纪委转了一封举报信,专门举报他的,现在举报信就搁在中纪委的办公桌上,中纪委马上就要查他了。”
说到这里,陈思宇故意停住,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张爱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追问道:“陈首长,那您有办法帮着摆平吗?”
“办法倒是有,”
陈思宇放下茶杯,一脸为难,“要把举报信从纪委拿出来,得找人疏通关系,只是这活动经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张爱云不敢耽搁,立刻给王怀忠打了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怀忠本就因举报信的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听有人能“摆平”
中纪委,竟丝毫没有怀疑这是个骗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赶到北京国际饭店。
他带来了几幅名贵的字画,还有三箱安徽名酒,古井贡、口子窖、金种子,又拿出10万人民币和1万美金,放在桌上说:“陈先生,这些都是小意思,不成敬意。”
接着,王怀忠又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中纪委的举报信拿出来;二是帮他调离安徽,到外省任职;三是把他的死对头肖作新从严判决。陈思宇见他如此轻信,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口答应了所有要求,还狮子大开口:“王省长的这三件事,每办成一件,要收100万人民币。”
王怀忠此时只求自保,哪里还在乎钱,当即满口答应。而巧合的是,就在王怀忠到北京的当天,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肖作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孙德文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立刻伪造了一封六页纸的举报信,还特意用红笔在“罪状”
下面画了红线,假装是领导批阅过的样子,然后拿着举报信和报纸找到张爱云,声称“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
,催着要200万的活动经费。
王怀忠看到报纸和假举报信,竟真的以为陈思宇有通天本事,立刻给关系密切的某集团总经理李周打了电话。1996年到1999年,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曾为李周的房地产公司减免了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共计587万余元,还在阜阳黄金地段无偿批地,让他兴建国贸大厦,给国家造成了400多万元的直接损失。李周对王怀忠的要求自然是有求必应,接到电话后立刻准备了200万。
随后,王怀忠又让亲信杨英宇从李周那里取了钱,交给张爱云。张爱云按照杨英宇的吩咐,先拿了120万交给陈思宇,剩下的80万则约定等事情全部办成后再付。而王怀忠投入的130万人民币和1万美元,换来的不过是一封伪造的举报信和一张街边买的北京晚报,这场荒唐的骗局,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
事实上,王怀忠的贪腐和专断,早已在阜阳留下了斑斑劣迹。他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极度膨胀的权力欲让他变得越发狂妄,甚至放言:“阜阳有1220万人口,比上海还多,上海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为什么不行?”
他还立下“豪言壮语”
,要把阜阳建成“国际大都市”
,喊出了“赶上海,超合肥,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
的口号,还提出要组建“十大农业舰队”
“五大农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