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是自制枪的(没膛线),一枚是制式手枪的(后来查是前苏联托卡列夫枪的子弹,国内很少见)。
“这凶手不简单,有备而来,还懂反侦察。”
叶庆龙皱着眉,“从背包带看,可能当过兵;从虎骨刀和子弹看,可能去过中缅、中越边境;从撬棍和消声器看,可能懂机械加工。”
警方马上展开排查:先是查宁波的退伍军人,6000多人,一个个核对档案,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再查中缅、中越边境的边贸市场,侦查员们顶着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上百家商铺,没找到卖虎骨刀和托卡列夫子弹的;最后查宁波周边的机械加工厂,几百家厂,没找到能做出同款撬棍和消声器的。
“那时候没监控,没DNA技术,全靠腿跑、嘴问。”
老侦查员老赵回忆,“我们在绿洲珠宝行守了半个月,天天跟路人打听,可谁也没见过那个黑影。”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绿洲珠宝行的大门关了三个月,再开门时,柜台前多了两个保安,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可老百姓路过时,还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没放弃过“122案”
,叶庆龙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那本案卷,每页纸都被他翻得卷了边。可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再露面。
直到4月15号凌晨,绍兴市越城区的供销大厦出事了。
供销大厦是当时绍兴最高档的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是黄金珠宝柜台,三楼是家电区。那天凌晨两点多,值班保安老陈在二楼巡逻时,突然听见珠宝柜台那边有“咔嗒”
声,像是撬玻璃的声音。
“谁在那儿?”
老陈拿着手电筒走过去,光束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那黑影吓了一跳,喊了一声,转身就跑。老陈赶紧追,没跑两步,就听见“砰”
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墙上。
“有枪!”
老陈赶紧躲到柜台后面,掏出对讲机喊人。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警方赶到时,在三楼窗户下的花坛里,找到了凶手扔的作案工具:一根撬棍(跟绿洲案的同款)、五枚自制手雷(里面装着火药和铁钉)、一枚自制引爆器(用打火机包装盒做的),还有一顶灰色的老头帽。
“你们看这个!”
绍兴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指着引爆器,“里面有枚指纹,虽然变形了,但能提取到特征点。”
更关键的是,现场找到的子弹壳,跟绿洲案的制式手枪子弹壳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
叶庆龙接到电话时,正在宁波开会,他马上带着案卷赶到绍兴,“这凶手藏了三年,又出来了!”
警方顺着线索查:老头帽是绍兴本地产的,到处都有卖,没法查;自制手雷的火药,是最常见的黑火药,市场上随便能买到;倒是那个引爆器里的打火机包装盒,上面印着“诸暨产”
,还有那枚变形的指纹,警方马上录入数据库,可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完善,没找到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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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线索!”
侦查员小张突然说,“凶手扔工具的时候,路过了旁边的鲁迅小学,晨练的老师说,看见他往校园里扔了个包,里面有撬棍和手雷。”
警方在鲁迅小学的操场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包,包上没留指纹,却发现了一点意外收获:撬棍上沾着点油漆,跟供销大厦三楼窗户的油漆一样。
“他是从三楼窗户爬进去的,撬窗户时沾到的油漆。”
叶庆龙说,“而且他对供销大厦很熟,知道二楼有珠宝柜台,知道三楼窗户好爬——肯定踩过点。”
警方马上查供销大厦附近的旅馆,1998年的时候,旅馆还是纸质登记,侦查员们翻了几百本登记册,没找到可疑人员;再查诸暨的打火机厂,几十家厂,没找到生产同款包装盒的;最后查绍兴的机械加工厂,跟宁波一样,没找到线索。
“这凶手太狡猾了,每次都不留活口(这次没打中),还故意扔些干扰线索的东西。”
叶庆龙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有指纹,还有他的大致特征——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烟民(因为用了打火机包装盒),懂机械,这就是进步。”
案子虽然没破,但警方把“122案”
的范围缩小了:从“可能是退伍军人、去过边境”
,缩小到“可能是华东六省人,懂机械,烟民”
。
因为绿洲案里的橡胶手套,是华东六省特供的;供销大厦案里的打火机包装盒,是诸暨产的。
“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叶庆龙看着案卷,“下次他再作案,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又是六年。
2004年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诸暨市的100商店里,到处挂着红灯笼,门口的春联还没干。值班保安夏根法今年50岁,老家在安徽,因为要值班,没回去过年。凌晨两点多,换班的时间快到了,他拿着手电筒在三楼巡逻,突然听见库房那边有“沙沙”
声。
“谁啊?大过年的不睡觉?”
夏根法走过去,刚推开库房的门,一把尖刀就戳到了他的脸上。
刀刃划开了皮肤,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别出声!”
黑影压低声音说,手里的刀又往前递了递。夏根法也是个硬脾气,虽然脸上流血,还是伸手去推黑影。两人扭打起来,黑影急了,掏出枪,“砰”
的一声,子弹打在夏根法的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