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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夺命谣言(第1页)

1986年8月24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凌晨4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

一声扔在地上。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他是来同归于尽的!”

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1957年的上海。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生她时已经42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发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扎眼”

的学生。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同学给她起绰号“小矮子”

“笨丫头”

,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

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不及格”

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

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

,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

辍学后,徐树祥开始找工作。可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又没文化,跑了十几家工厂,都被拒之门外。有的工厂说“我们要能扛活的”

,有的说“你这身体,干不了重活”

。徐树祥每次回家,都耷拉着脑袋,母亲看着她的样子,偷偷抹眼泪。

后来,母亲托了远房亲戚,终于把徐树祥塞进了徐汇区清洁管理站,做了一名清洁工。报到那天,母亲特意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叮嘱道:“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

徐树祥攥着衬衫的衣角,点了点头。

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渐渐地,徐树祥发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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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凌晨,徐树祥推着清洁车,沿着斜土路慢慢扫。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和卖早点的摊贩。卖豆浆的王师傅会跟她打招呼:“小徐,早啊,要不要来碗豆浆?”

徐树祥笑着摇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干活。”

有时候,她会在扫街时捡到一些硬币,虽然不多,但她会攒起来,给母亲买点心。

工作稳定了,可徐树祥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徐家的心病。二十多岁的姑娘,在80年代的上海,早就该谈婚论嫁了。可徐树祥个子矮,又没文化,还是个清洁工,介绍了十几个对象,都黄了。

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纱厂的工人,长得高高壮壮的。两人约在人民公园见面,那工人一看到徐树祥,就露出嫌弃的表情,没聊几句就说:“我妈说,你这身高,以后生小孩会受影响。”

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介绍的是个个体户,家里条件不错。可那人一听说徐树祥是清洁工,就说:“我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你一个扫街的,跟我不般配。”

徐树祥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一次次的相亲失败,让徐树祥渐渐失去了信心。“妈,我不嫁了,这辈子就跟你们过。”

她跟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等我们老了,谁照顾你?”

1983年,徐树祥27岁。这年冬天,母亲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叫郭巧娣,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跟她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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