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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堕落轨迹（第3页）

——这家公司在吉林市很有名，做的是建材生意，他觉得“肯定有钱”

。另外，他还想在居民楼附近放一颗炸弹，这样能制造更大的恐慌。

投放炸弹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街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葛毅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两个装着炸弹的黑色塑料袋，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北极公司的方向骑。到了北极公司楼下，他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就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公司大门旁边的角落里，设定了爆炸时间为“三十分钟后”

。

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化南小区——这是一个老小区，居民大多是退休工人，他觉得在这里放炸弹，更容易引起关注。他在小区里找了一栋居民楼，把另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单元门口，同样设定了三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

放好炸弹后，葛毅骑着自行车快速离开了现场，躲到了离北极公司不远的一个公交站后面。三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听到爆炸声，心里有点慌，以为又失败了。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北极公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还有人在指指点点。紧接着，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停在了北极公司门口，民警们下车后，立刻疏散群众，拉起警戒线，封闭了现场。

葛毅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民警们紧张地忙碌，心里竟然有种莫名的满足感——虽然炸弹没炸，但还是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他又悄悄去了化南小区，看到那里也围满了警察，正在排查炸弹。

后来他才知道，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请了爆破专家朱建民前来排爆。朱建民花了一个小时，成功排除了北极公司和化南小区的两颗炸弹。葛毅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兴奋——他觉得自己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

。

几天后，葛毅又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两颗炸弹，再次投放到北极公司和附近的居民楼里。这次他把爆炸时间设定为十分钟，这样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可结果还是一样——两颗炸弹都没炸响。

接连发生的几起“爆炸未遂案”

让吉林警方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可疑人员。葛毅躲在出租屋里，每天看着新闻报道，心里越来越害怕——他能感觉到警方的排查越来越紧，再待下去很可能会被发现。他不敢再投放炸弹，也不敢回家，连夜收拾了东西，背着一个包，偷偷打车离开了吉林市，再次逃往沈阳。

到了沈阳，葛毅在西塔附近租了一间隐蔽的出租屋。他不甘心失败，开始分析吉林炸弹没炸响的原因——他觉得是导火索的问题，之前用的导火索太细，容易受潮，导致炸弹无法引爆。这次，他换了一种更粗的导火索，还在炸弹里加了更多的火药，确保能炸响。

2010年7月12日一大早，葛毅带着一颗改进后的炸弹，来到了皇姑区房地产交易大厅。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大厅里人来人往，他假装是来办理业务的，趁没人注意，把炸弹放在了二楼男厕所的一个隔间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然后他快速离开了交易大厅，躲在对面的一栋楼里，等着听爆炸声。

十分钟过去了，交易大厅里没有任何动静。葛毅心里一沉，知道又失败了。他不敢回去查看，只能悻悻地回到出租屋。

可葛毅没放弃。当天午夜，他又带着一颗炸弹，来到了铁西区南六中附近的“老海饺子馆”

。那时候饺子馆里还有几桌客人，葛毅从后门溜进去，把炸弹放在了男厕所的角落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这次，他躲在饺子馆对面的一个胡同里，紧张地盯着手表。

十分钟后，“轰隆”

一声巨响，饺子馆的窗户玻璃瞬间被震碎，里面传来一阵尖叫声和桌椅倒塌的声音。葛毅看到有人从饺子馆里跑出来，有的衣服上沾着灰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胡同里手舞足蹈——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制造爆炸！

第二天，葛毅去中兴大厦买了一本复印纸，又到南站附近的邮局买了三百个信封和三百张邮票。他回到出租屋，拿出电话号码簿，按照上面的企业地址，开始写恐吓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却充满了威胁：“沈阳市前几天的爆炸案都是我干的，你公司已经被我盯上了。限你三天内准备3万元（有的写5万元），存到指定的银行账号（冯立国的储蓄卡），如果不存，我就炸了你的工厂，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写完信后，葛毅拿着信去了台安县的一家复印社，复印了三百份。回到沈阳后，他把这些恐吓信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里，趁着夜色，投进了太原街附近的几个邮筒里。他想象着那些厂长经理收到信后惊慌失措的样子，想象着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美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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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葛毅不知道，沈阳警方早就对这两起爆炸案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并且监控了全市的邮筒——他们料到凶手可能会通过邮寄恐吓信来敲诈勒索。葛毅投进邮筒里的三百封恐吓信，全被警方截获，一封也没寄出去。

几天后，葛毅躲到鞍山市，用假身份证去银行查储蓄卡的余额，却发现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他纳闷极了：“这么大的爆炸案，怎么没人害怕？沈阳人怎么这么‘硬气’？”

他不知道，自己的恐吓信根本就没送到对方手里。

敲诈失败，葛毅不仅没拿到钱，反而把自己讨债时攒下的一点钱都花光了。他心里又气又急，开始琢磨着“更大的生意”

。他知道沈阳的风声太紧，不能再待下去，就躲到了台安县的一家小旅社里。

在旅社里，葛毅想起了当年逃跑的连襟孙远江。他试着给孙远江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孙远江还真接了——孙远江这些年一直负案在逃，靠打零工为生。两人约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见面，孙远江还带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庞文东，一个叫田勇。这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整天想着怎么挣快钱。

几个人喝着酒，聊起了各自的“遭遇”

，越聊越投机。葛毅说自己“想挣大钱，却一直没机会”

，庞文东立刻接话：“不如咱们去抢长途大客车吧，那些客车里肯定有不少钱！”

田勇和孙远江也纷纷表示同意——他们都缺钱，也都不怕冒险。

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形成了。他们开始积极准备：庞文东从朋友手里借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作为作案工具；葛毅和孙远江去市场买了尖刀、木棒，作为凶器；几个人还多次在台安县附近踩点，观察长途客车和货车的行驶路线。

2010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葛毅、孙远江、庞文东、田勇，还有一个叫“小五”

（身份不详）的同伙，驾驶着红色夏利轿车，在台安县城转盘附近盯上了一辆外地的大货车。他们跟着货车，一直开到城郊的一处偏僻路段——这里路灯稀少，周围都是农田，很少有车辆经过。

庞文东加快车速，追到大货车前面，逼停了货车。葛毅和孙远江拿着尖刀，田勇和小五拿着木棒，从夏利车上下来，冲到货车驾驶室旁边，用力拍打着车门，大喊：“开门！下来！”

货车司机吓了一跳，慢慢打开车门。葛毅一把揪住司机的衣领，问：“谁是车主？”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个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说：“我……我是。”

葛毅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车主的脸上，然后把他拽下车，按在地上一顿毒打。车主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敢动。

这时候，货车里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是车主的父亲和儿子。小孩才五岁，见了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葛毅嫌小孩吵，对着车主吼：“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对老人和小孩不客气！”

车主早就被打怕了，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八百块钱，还有一部旧手机。葛毅接过钱和手机，又让孙远江去货车里搜——孙远江在驾驶室的储物格里搜出了一千六百块现金。葛毅见再也搜不出钱，就骂了一句“真穷”

，然后带着同伙开车扬长而去。

抢来的两千四百块钱，几个人没几天就花光了——喝酒、赌博、买烟，很快就挥霍一空。葛毅觉得“抢货车来钱太慢，也挣不了大钱”

，他跟同伙提议：“不如咱们绑架出租车司机吧，出租车司机家里一般都有点钱，而且咱们可以跟他家里要赎金，想要多少要多少！”

其他几个人一听，立刻拍即合——绑架比抢劫来钱快，而且风险相对“小”

一点。他们觉得沈阳的爆炸案风头已经过去了，就悄悄回到了葛毅在西塔的出租屋，开始制定绑架计划：由葛毅出面，以“搬电脑”

为借口，把出租车司机骗到出租屋里，然后其他同伙再出来动手，把司机控制住，之后跟他家里要赎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葛毅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师傅，我家在西塔附近的老楼里，有台电脑要搬，麻烦你跟我去一趟，运费我多给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