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毅的罪恶人生路
1994年的深冬,吉林市船营区的老工业区还裹在凛冽的寒风里。街面上的积雪被往来的自行车轧出一道道黑印,国营化工厂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慢悠悠飘向铅灰色的天空。葛家那间不到五十平米的砖房里,煤炉烧得正旺,炉上的铝壶“咕嘟咕嘟”
吐着白汽,混着婴儿响亮的哭声,把一屋子的期盼都烘得发烫——葛毅,葛家盼了整整八年的男孩,终于降生了。
葛家父母都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却总被“没个带把的”
这话戳心窝子。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虽说夫妻俩也疼,但架不住家里老人天天念叨,街坊邻居闲聊时那若有若无的惋惜眼神,像根刺似的扎在心里。葛毅落地那天,葛父攥着助产士递来的襁褓,手都在抖,对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又看,突然转身往供销社跑,把货架上最贵的水果糖买了两斤,见人就塞:“我有儿子了!葛家有后了!”
打从记事起,葛毅就没尝过“不如意”
的滋味。家里的糖罐永远是满的,两个姐姐的新衣服他先挑,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能坐在桌边等热饭——母亲总怕他饿,不管多忙,都会提前给他留一碗红烧肉。上小学时,他跟同学打架,把人推倒磕破了头,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葛母不仅没骂他,反而拉着老师说:“孩子小,不懂事,再说肯定是那娃先惹我们家毅毅的。”
最后赔了人家医药费,回家还给葛毅煮了两个鸡蛋,说“受委屈了”
。
就这样被捧着长大,葛毅渐渐养出了一身“娇性”
。上课爱走神,作业全靠抄姐姐的,老师找家长谈话,葛父总说“男孩子开窍晚,长大了就好了”
;让他帮家里扫个地,他能找借口溜出去跟人弹玻璃球;初中毕业时,成绩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够不上,父母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他送进当地一所化工职业学校,选了个“好找工作”
的化工专业。
谁也没想到,这所不起眼的职校,竟成了葛毅罪恶的“启蒙地”
。他对化学方程式、化工原理提不起半点兴趣,却唯独对老师讲的“爆破知识”
着了迷。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曾在化工厂负责爆破作业,偶尔会跟学生讲些炸药的成分、引爆的原理,还有他年轻时处理过的爆破事故。别的同学都听得心惊胆战,葛毅却眼睛发亮,下课追着老师问东问西,还偷偷在笔记本上画炸药的结构图,甚至跑到学校图书馆,翻找跟爆破相关的旧书。有一次,他跟同学吹牛:“以后我要是想做个‘响儿’出来,保准比鞭炮厉害十倍!”
同学只当他是说大话,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
2004年秋天,刚满20岁的葛毅从职校毕业。那时候职校早就不包分配,他揣着毕业证跑了好几家化工厂,要么嫌他没经验,要么嫌他态度不端正,最后都不了了之。没工作就没收入,可他早就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跟朋友出去喝酒要抢着买单,新出的手机得第一时间换上,看着身边有人开起了小轿车,他心里更是痒痒的。
就在葛毅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他发现吉林市的煤气生意格外红火。那几年,市区里新建了不少居民楼,很多家庭都从烧煤改成了用煤气罐,可煤气站不多,而且这活儿又累又危险,不少人都不敢干。葛毅眼睛一亮:自己学的是化工专业,虽说没正经上过几天课,但多少懂点气体安全知识,这不正好是“用武之地”
吗?
他跟父母一提,老两口犹豫了——煤气站风险大,万一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架不住葛毅软磨硬泡,又是拍胸脯保证“肯定小心”
,又是说“这生意能挣大钱”
,最后父母还是松了口。葛母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拿出来,葛父又找亲戚借了点,凑了五万块钱,帮葛毅在船营区租了个门面,办了手续,煤气站就这么开起来了。
没想到,葛毅这一次还真“上心”
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煤气厂拉气,然后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客户有什么需求,他都尽量满足——老人搬不动煤气罐,他就扛上楼;煤气灶出了小问题,他就顺手帮忙修;有时候客户钱不够,他还能赊账。一来二去,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找他送气,生意越做越红火。不到三年,他就挣了十多万,不仅还清了借的钱,还给家里换了台大彩电,自己也买了辆摩托车。
看着银行存折上的数字,葛毅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了。这时候,一个在梅河口的远房亲戚来吉林办事,跟他说:“梅河口那边煤气站更少,竞争小,你要是去那边开,挣得肯定比这儿多!”
葛毅听了,心里立刻盘算起开分店的事。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梅河口考察的时候,父母却催着他结婚——这年他23岁,在当地算是“大龄青年”
了,父母早就给他相好了一个姑娘,是母亲同事的女儿,性格温顺,人也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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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毅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觉得结婚是“理所当然”
的事,而且有个媳妇在家照顾父母,他也能安心在外做生意。婚礼办得不算隆重,但也热热闹闹,婚后没多久,媳妇就怀孕了。2007年春天,儿子出生了,葛毅抱着胖乎乎的儿子,心里第一次有了“当爹”
的感觉,整天乐呵得合不拢嘴。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葛毅就觉得“腻”
了。送煤气又累又脏,每天跑东跑西,身上总带着一股煤气味,回到家倒头就想睡,根本没精力陪老婆孩子。他看着街上开饭店的老板,每天坐在店里收钱,不用风吹日晒,心里又动了念头:“不如把煤气站关了,开个饭店,既轻松又体面。”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父母又反对了——煤气站生意稳定,挣得也不少,饭店可不是那么好开的,他们一辈子没做过餐饮,万一赔了怎么办?可葛毅这次铁了心,他觉得自己能把煤气站做好,就能把饭店做好。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把煤气站转让了出去,又跟父母要了他们攒了十年的十万块血汗钱,在繁华的浑春街租了个门面,开了家名叫“美食家”
的饭店。
可葛毅忘了,开饭店跟送煤气完全是两码事。他既不懂怎么选食材,也不懂怎么控制成本,更不懂怎么管理服务员——一开始,他凭着“热情”
亲自招呼客人,可没几天就嫌累,把活儿都推给服务员;厨师做的菜客人说咸了,他不知道怎么调整,反而怪厨师手艺差;食材买多了放坏了,他也不知道心疼,只觉得“反正有钱”
。
不到半年,饭店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午饭点,店里连一半客人都坐不满,晚上更是冷清。服务员嫌工资低、活儿多,走了一个又一个;厨师见没生意,也辞职了。葛毅想过各种办法——搞打折促销,发传单,甚至请朋友来捧场,可都无济于事。2008年冬天,“美食家”
饭店终于撑不下去了,门上贴了“转让”
的告示。
看着空荡荡的饭店,葛毅心里又悔又恨。他不仅把做煤气生意挣的十多万赔光了,还把父母的十万块血汗钱也搭了进去。回家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低着头,等着挨骂,可父母没说一句重话——葛母红着眼眶说:“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人好好的,以后再挣就行。”
葛父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从头再来。”
父母的宽容没让葛毅幡然醒悟,反而让他更愧疚,也更急功近利。他发誓要“尽快挣大钱”
,把父母的钱还上,可他不想再像送煤气那样辛苦,也不想再冒开饭店那样的风险,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找个轻松又来钱快的办法。”
从那以后,葛毅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家唉声叹气,要么就出去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越喝越郁闷,越想越偏激。就在他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连襟孙远江找上门来了——孙远江在本溪跟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抢了几百块钱,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葛毅帮忙“报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