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和赵岚熬了两个通宵,赶制那份“中长期效益分析报告”
。他们没有堆砌虚假数据,而是做了一次艰难的“翻译”
——将项目中的感性体验和模糊价值,尽可能转化为决策者能理解的“证据语言”
。
他们梳理了参与项目的十二名学生,详细列出了每个人在“跨学科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能力”
、“数字工具应用”
、“社区沟通技巧”
、“地方文化理解”
五个维度的具体成长表现,并附上了学生的自我反思节选和合作方档案馆的实习评价。他们统计了项目建立的“方言语音数字档案”
的条目数、时长和分类标签体系,并将其与国内同类档案库进行比较,突出了其在“社区参与共建”
和“活态传承”
方面的特色。他们甚至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文化认同感前-后测”
问卷,在项目涉及的社区老人和其孙辈中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一代对方言和地方童谣的兴趣度和认知度有微弱但可测量的提升。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陈涛亲自执笔。他没有再纠缠于单个项目的“有用”
或“无用”
,而是将问题拔高:“在人工智能加速替代标准化技能的今天,高等教育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人的独特性’?那些关乎文化理解、情感共鸣、意义建构、社群连接的‘软性能力’,是否正成为未来人才更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的产教融合,如果只盯着技术迭代和即时就业,是否可能在培养‘高效工具’的同时,失落了培养‘完整的人’的根基?这个方言项目,或许可以视为一次小小的‘警报’或‘探针’,提醒我们关注被主流指标忽视的育人维度。”
报告提交后,评估小组的反馈迟没有到来。但陈涛从一些非正式渠道听说,报告在小组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强词夺理”
、“偷换概念”
;也有人私下表示“受到触动”
、“值得深思”
。
就在等待的焦灼中,陈涛接到了试点筹备组的正式会议邀请。议题是讨论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
试点的具体方案。与会者除了政策研究室、教育局、试点职业院校的代表,还有几位受邀的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和高晋。
会议前半段,气氛沉闷。职业院校的教务处长照本宣科,介绍了现有的“校企合作”
模式和企业专家讲座情况;企业代表则礼貌地表示“愿意支持”
,但提出的需求多集中在“学生技能要更贴合岗位操作”
、“加强职业纪律教育”
等表层。
高晋注意到,陈涛一直没说话。轮到他发言时,他没有直接谈课程设计,而是讲述了赵岚那个方言项目中,学生如何通过深度参与社区,理解了“技术”
之外的“语境”
和“人情”
,从而做出了更有温度、也更可持续的设计方案。
“我想问各位企业代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