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古墓的土布归档之后,狄仁杰在府衙后堂坐了很久。曹敬宗把王氏家谱和古墓的勘验记录一并交给他,他翻到王十一娘那页,看着“出嫁之日失踪”
六个字,眉头越皱越紧。
“她嫁的是谁?”
曹敬宗摇头。“家谱上没有写。王氏族人只说,十一娘许配的是外乡人,不是蒲州本地人,婚期定在天册二年九月。出嫁那天花轿到了门口,新娘子不见了,嫁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上面压着一块靛蓝土布。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她。”
“天册二年九月。石敢离开益州是天册二年八月。他在益州枯井里立了替身之后,没有直接回杭州——他先去了蒲州。他去蒲州不是为了找王十一娘,是去找王彦之的绝命书。王彦之死在凉州,死前写了绝命书,那封绝命书里一定提到了凉州军器监。石敢要找的就是这个。他在蒲州找到了王彦之的墓,也找到了守墓的王十一娘。两个左撇子,一个刻碑,一个绣符,一个要找凉州旧案的证据,一个要替养父守墓。他们在一起待了不到一个月,石敢就回了杭州。从此天各一方,他到死没有再娶。”
李元芳在旁边听着,忽然插了一句:“那王十一娘后来去了哪里?她说‘出嫁之日失踪’,是逃婚了?”
“不是逃婚。她是去找石敢。她在天册二年九月逃了婚,一个人从蒲州走到杭州,走了好几个月。可她没有见到石敢。石敢那时已经娶了陈婉,在钱塘江边开了石碑铺子。陈婉隔河相望,从不进铺子,可每年清明会来替他洗碑。王十一娘到杭州时正赶上清明,远远看见陈婉在铺子里擦凿子,她没有进去,在渡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她回了蒲州,继续做她的守墓人。她把石敢留下的凿子埋在养父的衣冠冢里,每年清明替石敢刻一块碑,刻完就烧掉,烧了再刻,刻了再烧。她的刻碑手法也是左撇子,收笔处直直往下顿,和石敢晚年一模一样——她只看过石敢刻过一次碑,就学会了他的凿法。她烧掉的每一块碑上都刻着石敢的名字,每一块碑上都有收笔时留下的泪痕。”
曹敬宗听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替王十一娘送嫁衣的喜婆还活着,就住在蒲州城外一座道观里,已经八十多岁了。当年就是她替十一娘叠的嫁衣,压在嫁衣上的那块靛蓝土布也是她收起来的。下官去问过她,她说土布上绣着一个‘石’字。”
狄仁杰站起来,让曹敬宗带路去道观。
道观在蒲州城外一座小山上,不大,夯土墙,茅草顶,山门上的匾额已被风雨蚀得看不清字迹。一个白老妇坐在院子里剥豆子,身旁放着一根竹杖。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狄仁杰身上的绯色官袍上停了一瞬。
“大人是来找十一娘的?她不在了。好多年前就不在了。”
狄仁杰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坐下,从袖子里拿出那块从古墓棺椁上取下的靛蓝土布,轻轻放在她面前的石桌上。老妇低头看着布面上那个“空”
字,剥豆子的手停了。
“这是十一娘的字。她写字用左手,每一笔都往下顿,像是把凿子砸进石头里。她在我这观里住了大半年,每天帮我挑水劈柴,夜里就在灯下绣布。我问她绣什么,她说给一个姓石的人绣。我说你都要嫁人了还绣别人的名字,她说她不嫁了,她要走。第二天一早她就不见了,嫁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上面压着这块布。我把嫁衣收在柜子里放了不知多少年,直到前些年才拿出来烧了给她——她一个人在外面,总不能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
老妇站起来,拄着竹杖走进里屋,抱出一个粗陶罐子放在狄仁杰面前。罐子里装着几块没刻完的青石碑碎片,每块碎片上都刻着同一个歪歪扭扭的字——“石”
。她告诉狄仁杰,十一娘每年清明都回来住几天,什么都不说,只是替她挑水劈柴,天黑后坐在院子里用凿子刻这些碎石,刻完就扔进窑里烧,烧完再把烧不碎的捡回来泡在井水里。她问她为什么刻了又烧,烧了又泡,她说刻上去的东西烧不碎,泡不烂,她才放心。
狄仁杰把罐子里的碎石一片一片取出来排在石桌上。每一片上的“石”
字都刻得极深,收笔处直直往下顿,是石敢晚年凿法的底子,可笔画之间却多了一丝石敢所没有的柔韧——那是陈婉教沈荷时留下的针法痕迹。王十一娘只见过石敢刻过一次碑,却把他的凿法记了好多年,又把陈婉的针法揉进了凿子里。三个人的手艺在她一个人身上汇合了。
“十一娘后来还回来过没有?”
老妇沉默了很久,从怀里摸出一封黄的信放在桌上。信上没有落款,只在右下角画了一座塔,塔顶的灯笼是亮的。
“前年有人从凉州带回来的。信上只有一句话——‘师父十一娘已于月氏塔后坐化。左手握凿,右手握布,面朝蒲州方向。塔灯不灭,守墓有人。阿苏代笔。’阿苏在西市开酒肆,她没有告诉我,她在替十一娘守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