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在继续。佛朗哥的军队猛攻马德里,从十一月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
国民军在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上同时施压,试图用钳形攻势把马德里夹断。国际纵队顶在最前面,第11旅、第12旅、第14旅轮流上阵,每一个阵地都成了绞肉机,填进去的人比挖战壕的土还多。
战地输血队穿梭在各个战场之间,今天在哈拉马河谷,明天在大学城,后天又回到阿尔卡拉。卡车的轮胎磨平了换,换了又磨平,车身上的红十字标志被弹片崩得千疮百孔,诺尔曼让人用白漆重新刷了一遍,没过三天又被泥浆和炮烟盖住了。
战斗输血队救治国际纵队的伤员,也救治共和军的伤员,偶尔也救治俘虏、诺尔曼的规矩,放下枪的人就是伤员,伤员就得治。
王汉彰见过他给一个意大利俘虏缝合大腿上的弹孔,那个俘虏一直在哭,用意大利语喊着“妈妈”
,诺尔曼缝完最后一针,把器械往盘子里一丢,说了句“下一个”
。没有愤怒,没有鄙夷,也没有多余的同情。在他的手术台前,人只分两种,能救活的和救不活的。
王汉彰作为报纸上的“英雄”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多看两眼。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就是他”
。有人走过来拍他的肩膀,说“干得好”
。有人让他再讲一遍抓俘虏的事。
他每次都说“没什么好讲的”
,但有些人非要听。他就敷衍几句,把事情说得平平淡淡,像是在说昨天吃了什么饭。那些人听完了,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失望,好像觉得这个英雄不够“英雄”
。
他巴不得那些人失望。失望了就不会再问,不会再问就不会再注意他。他希望自己在所有人眼里就是一个运气好一点的卡车司机,没什么特别的,不值得多看,不值得多问,不值得记住。他的目标是回到不被注意的状态,回到那片他赖以生存的阴影里去。
时间已经到了1936年的12月。冬天来得很快,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冬天是干冷的,风从东北方向刮过来,没有雪,但冷得刺骨。驻地帐篷的帆布上每天早上都结着一层白霜,打水的水桶里也结着一层薄冰,要用枪托砸开才能用。
王汉彰知道,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斯图卡的俯冲轰炸战术、四号坦克的装甲厚度、苏联援助武器的性能缺陷、共和军的指挥混乱、国际纵队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都是肖恩要的东西,都是他在豪恩斯洛农场被训练出来要收集的东西。该搜集的情报已经搜集到了,继续待下去不但不会有更多收获,反而会让风险无限累积。
那张报纸就是最大的风险——它像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时间越长,爆炸的概率就越大。他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那只手就会攥住他,而且是连骨头带肉一起捏碎的那种攥法。那种预感不是变淡了,是越来越清晰了,就像暴风雨来临前气压越来越低,每一口呼吸都变得越来越沉。
他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那只手就会攥住他。
12月24日,平安夜。
战地输血队的驻地比平时热闹了一些。诺尔曼让人从镇上弄来了一些食物,虽然不多,但比平时强。有土豆炖肉,有面包,有葡萄酒。几箱葡萄酒是用卡车从后方运来的,瓶子外面包着稻草,打开木箱的时候,一股酒味混着稻草的气味散出来,很好闻。
诺尔曼站在篝火前面,举起搪瓷缸子,说:“今天是平安夜。在加拿大,这时候应该在壁炉旁边喝蛋酒,吃烤鹅。但这里不是加拿大,这里没有壁炉,没有蛋酒,没有烤鹅。这里有什么?有土豆,有肉,有酒,还有你们。够了。”
他先喝了一口,然后让大家开始吃。人们围着篝火坐下来,有人用搪瓷碗盛菜,有人用铁皮盘子盛肉,有人直接用刀切面包。篝火的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把冬天的冷气往外推了几步。
王汉彰端着碗蹲在人群边上,没有凑到最前面。他一边吃一边看周围。保罗正在和另一个年轻护士说笑,嘴里塞满了面包,腮帮子鼓鼓的。
几个西班牙医生在唱一他听不懂的歌,调子很慢,像是在教堂里唱的。诺尔曼坐在一个弹药箱上,面前放着一杯酒,没有喝,只是看着火光,不知道在想什么。
艾琳娜坐在篝火的另一边。她今晚换了一件干净的毛衣,深蓝色的,领口很高,把脖子全包住了。她正在和一个女护士说话,偶尔笑一下。她不时的抬起头,朝王汉彰这边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篝火上方的空气里碰了一下。她没有笑,他也没有。然后她低下头,继续说话。
王汉彰把碗里的东西吃完了,他打算今天晚上就离开。计划是早就定好的。晚上八点,会有一辆车从后方来,把一批新的血浆和纱布送到驻地,卸完货之后空车返回阿尔卡拉。他会趁着所有人都在喝酒、唱歌、庆祝的时候悄悄地蹬上那辆卸完货的卡车离开这里。到了阿尔卡拉之后搭车去法国。蒂埃里在法国那边有人接应,到了法国就能回英国。这是早就设计好的路线。
王汉彰把搪瓷缸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干。葡萄酒是温热的,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丝微甜的回味。他把缸子放在地上,手掌撑住膝盖,在人群的欢呼声和笑声中缓缓站起身。
他的目光越过篝火,最后看了一眼艾琳娜。她还在给身旁的姑娘编辫子,没有看他。她的侧脸在火光里显得很柔和,深蓝色毛衣的领口把她的脖子衬托得很修长。她正低下头,微笑着听那个姑娘说话,手指在她的头里穿梭,像是在编织什么易碎的东西。
王汉彰微微的叹了口气,默默地转过了身。可就在他刚刚转身的一瞬间,一个穿着国际纵队制服的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驻地。摩托车的灯光在帐篷之间晃了一下,然后熄灭了。那人跳下车,跑到诺尔曼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德国人正在猛攻马德里防线,第11旅伤亡惨重,需要你们立刻去前线。”
诺尔曼站了起来。他放下搪瓷缸子,大声说:“所有人上车。立刻出。伤员等不了。”
篝火旁边的人一下子散开了。有人在搬药品,有人在把医疗器械往卡车上装。刚才还在唱歌的人现在不唱了,刚才在笑的人现在不笑了。平安夜结束了。
王汉彰愣了一下,快步走到自己的卡车旁边,打开驾驶室的门,坐了进去。他动引擎,车抖了一下,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仪表盘上的油表指针还在一半的位置,够跑一趟来回。他从驾驶座后面拿出那支ppd-38冲锋枪,检查了一下弹鼓,确认子弹是满的,然后放在副驾驶座上。
副驾驶座的门被拉开了。艾琳娜爬了上来,坐好,关上门。她什么也没说,把一条毯子搭在腿上,靠着椅背。王汉彰看了她一眼,她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车队出了。三辆卡车,王汉彰的车在最前面。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得像锅底。他不敢开车灯,怕被国民军的侦察机看到。只能借着前方远处炮火的光隐约辨认路面的轮廓。
路况很差。炮弹坑一个接一个,有的坑很深,车轮掉进去,整个车子猛地一沉,像被什么东西从下面拽了一下。他挂上低挡,慢慢往前挪。方向盘在他手里不停地抖,每一次颠簸都从轮胎传到方向盘,再传到他的手臂,再传到他的肩膀。他的两只手攥着方向盘,手心里全是汗。
远处已经能看到冲天的火光。不是一堆火,是一片火。整条地平线都在燃烧。炮声连成一片,不是一声一声的,是混在一起的轰隆声,像一面巨大的鼓被一万个人同时敲。每一次爆炸都让空气震动,那震动穿过车壳,打在他身上,像有人在背后拍他。
他的右眼皮在跳。不是轻轻地跳,是用力地跳,跳得他眼皮酸。
俗话说得好,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在天津,老人们都这么说。他以前不信,但后来现,每当右眼跳的时候,往往真有什么不好的事要生。他说不清这是迷信还是经验。也许是迷信,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在一辆摇摇晃晃的卡车上,朝着炮火连天的前线开,什么不好的事都有可能生。
艾琳娜在旁边问了一句:“你很紧张?”
王汉彰说她看出来了,她就伸手握在他攥着档把的手上,手指扣进他的指缝里。她的手是凉的,干燥的,手心里有薄薄的茧。他说这不是紧张,是眼皮在跳。
“左眼还是右眼?”
艾琳娜问。王汉彰说右眼。艾琳娜说:“在法国,右眼跳是好事,说明有人正在想你。”
王汉彰没说话。他心想,在这个地方,谁会想他?肖恩不会,邦不会,赵若媚更不会,她根本不知道他在西班牙。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想他。也许这不叫想,这叫等着。等着他回去,等着他活着回去。
他正要说话,漆黑的夜空之中突然传来了沉闷的轰鸣声。那声音不像炮声,炮声是从地面上来的,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从头顶上,从云层上面,从那些他看不见的黑幕后面。
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斯图卡。魔鬼的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