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帮举手投降的意大利人,王汉彰愣了一下。这些意大利人刚才还打得挺凶,怎么这就投降了?他看了看那个军官的脸,那人四十来岁,满脸横肉,此刻却白得像纸,嘴唇在抖。他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活像一条被人按住了的狗。
“起来,往前走。”
王汉彰用枪戳了戳他的后脑勺。军官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双手举着,朝前走。后面那二十来个意大利兵也跟着举起手,排成一串,跟在后面。
走了大约一刻钟,回到了输血队的驻地。
诺尔曼的卡车还没有开走,他正站在车旁边,指挥最后几个人把医疗器械往车上搬。两个护士正在把一个沉重的铁箱子抬上后车厢,里面装的是手术钳和骨锯,铁箱子在她们手中晃了一下,差点掉下来,诺尔曼伸手托了一把,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嘴巴一下子就张开了,半天没有合拢。
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押着两三个俘虏的人,是一个押着长长一队俘虏的人。那队俘虏从废墟的缺口一直排到卡车前面,一个接一个,双手举着,像一串被串起来的蚂蚱。
“雅克,这些人是?”
诺尔曼的声音有点飘,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是我的俘虏。”
王汉彰说。他现自己一开口,声音是哑的,非常哑。刚才在战斗中没有感觉,现在肾上腺素退下去了,嗓子里的干涩涌上来,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里磨出来的,带着砂纸擦过木头的粗糙感。他的胳膊开始酸,腿也开始抖——不是害怕,是肌肉在剧烈运动后的正常反应。
诺尔曼走到王汉彰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在王汉彰的肩头上停了几秒钟,然后收了回去。诺尔曼转过身,对着还愣在那里的几个人喊:“把俘虏看好了,去个人找第11旅的人来接收。”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但语调是稳的,没有慌乱。
王汉彰让几个输血队的司机把俘虏赶到一块空地上,让他们蹲下,双手抱头。然后他亲自动手,把每个人的鞋带和腰带解了下来。鞋带用来绑大拇指,两根大拇指并在一起绑紧,越挣扎越勒得深。腰带用来绑手腕,在背后交叉绕两圈,打个死结。这种绑法是从安连奎那里学来的,专业的绑票手法,被绑的人无论如何也挣不开,除非有人帮他们解开。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手很稳。但他的手在触到那些意大利人的皮带扣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安东尼奥和胡安的脸。
安东尼奥冲出去的时候喊了一声什么,他没有听清,因为枪声太大了。胡安躲在矮墙后面开枪的时候,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念叨什么人,也许是他的妈妈,也许是他的女朋友,也许是主祷文。他不知道。
两条生命,就这样彻底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两颗石头扔进了河里,溅起的水花落下去之后,河面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生过。
半个小时之后,第11旅派来的一个排赶到了。带队的是一个上尉,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左边眉尾一直延伸到颧骨的旧伤疤,伤疤是粉红色的,结了痂但还没完全长好,说明这个伤是近期留下的。
他穿着一身国际纵队的制服,领子上的徽章表明他是西班牙人。他走到那片空地上,看了看蹲在地上的俘虏,先数了一遍,然后皱着眉头又数了一遍——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二十三个。”
他的副手在旁边报了个数。
上尉没有立刻说话。他绕着俘虏队伍走了一圈,从后面走到前面,又从前面走回来,像是要从不同角度确认这些俘虏是真的。随后,他走到了王汉彰的面前,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说,你一个人抓了二十多个俘虏?”
上尉终于开口了,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西班牙语口音,把每个“r”
都成颤音。他的眉毛拧在一起,像是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还有安东尼奥和胡安,”
王汉彰说,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碾灭了,“可惜他们已经死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硬,像是钉子一样砸在地上。他不是在诉苦,不是在邀功,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是三个人的。只不过另外两个人已经不能站在这里说话了。
上尉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笑容不是嘲笑,也不是佩服,更像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像是在说“这怎么可能,但又不得不信”
。
“你是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