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输血队的驻地设在一个叫阿尔卡拉的小镇上,阿尔卡拉镇不大,如果不是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安静到让人打瞌睡的地方。镇子依着一座矮山而建,房子大多是石砌的,墙壁很厚,窗户很小,一看就是为了抵御西班牙夏天那种要命的炎热。
但现在这些房子没有一栋是完整的。有的被炮弹掀掉了屋顶,有的墙壁上开着大洞,露出里面的家具残骸,像是一个个被开膛破肚的尸体。教堂的钟楼塌了一半,原本竖着十字架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根弯曲的铁条,在风里出呜呜的声音。
街道上到处都是从马德里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躺在门板上,躺在路边的石阶上,有的身下垫着一条血迹斑斑的毯子,有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躺在冰冷的碎石地上。
有的人在大声喊疼,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被硬生生扯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头皮麻的绝望。有的人一声不吭,但那不是因为不疼,而是因为已经疼得没有力气喊了。
空气里弥漫着碘酒的气味,刺鼻,辛辣,混着血腥味和从临时厨房里飘出来的煮土豆的味道,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让人胃里翻腾的混合气味。
王汉彰站在镇口,深吸了一口气,让这种气味充满他的肺。他没有皱眉头,也没有捂鼻子。这种气味他太熟悉了。战争的气味。
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手里端着一盆血水,盆沿上搭着一条染红的绷带。她看了王汉彰一眼,那眼神没有任何好奇,只有一种见惯了陌生面孔的麻木。在这个地方,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每天也都有旧面孔消失。
蒂埃里带着他穿过了两条街,找到了输血队的驻地。输血队的驻地在镇子北边一座被部分炸毁的学校里。校舍的墙壁上刷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但那红色在灰蒙蒙的暮光里看起来不太像红色,更像是一种干涸的血迹。几辆涂着同样红十字标志的卡车停在操场上,车身上满是弹痕和泥土,挡风玻璃上还有几个弹孔,裂纹像蜘蛛网一样从弹孔边缘向四周扩散。
诺尔曼医生站在一间临时改成手术室的教室门口。门口挂着一块沾满血污的白布帘,布帘后面透出昏黄的灯光,还有金属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
诺尔曼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加拿大人,个子很高,瘦得像一根竹竿,穿着一件白大褂,但白大褂上全是血,袖子上的血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结成了硬块。
他的脸上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不知道是手术刀划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他的头是灰褐色的,有点卷,乱糟糟地堆在头顶上,看上去至少三四天没洗过了。
但他的眼神非常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军人式的锐利,而是医生式的锐利。他看你的时候,好像不是在看你这个人,而是在透过你的皮肤看你的血管、你的骨骼、你的内脏。这种目光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王汉彰没有移开眼睛。
诺尔曼的背景,王汉彰在来的路上听蒂埃里简单提过几句,但蒂埃里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他只说了些最基本的。加拿大人,胸外科医生,来西班牙之前在美国底特律一家大医院工作,薪水优厚,前途无量,住着带花园的房子,开着崭新的福特轿车。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爆,这个人就辞掉了工作,卖掉了房子,丢下了所有的一切,带着一套手术器械和几箱血浆来了西班牙。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西斯正在杀人,而我会救人。这不需要更多的理由。”
但事实上,蒂埃里没有告诉王汉彰的是,诺尔曼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坐在底特律家中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是一张西班牙内战的照片——一个孩子在轰炸后的废墟里哭泣,孩子的母亲躺在旁边,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渗出了暗红色的血。
诺尔曼盯着那张照片看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站起来,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继续在这里过我的好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早上,他开始打包行李。这件事是后来王汉彰从输血队的老护士那里听来的,那个叫埃琳娜的法国护士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复杂的光。她说:“诺尔曼医生不是来找死的,他是来找死的对立面的。他想证明,在死神的镰刀下面,人的手还有力量抢回一些东西。”
诺尔曼注意到蒂埃里带来的这个陌生人,皱了皱眉。他上下打量了王汉彰一眼,那个打量的过程很快,但很仔细,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最后停在他的脸上。
“这就是你说的司机?”
诺尔曼问蒂埃里。他说英语,带着浓重的加拿大口音,每个词的音都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但吐字很清楚。
“对。他叫雅克,法国人,会开车。”
蒂埃里说。
诺尔曼走到王汉彰面前。他比王汉彰高出半个头,站得很近,近到王汉彰能看到他白大褂领口上的一小块血迹。他盯着王汉彰的眼睛看了几秒钟,那目光直接而坦率,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意思。然后他伸出了手。王汉彰犹豫了不到半秒,握住了那只手。诺尔曼的手和粗糙的外表截然不同——手指细长,皮肤柔软,关节灵活,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是一双做手术的手。
“你会开卡车吗?”
诺尔曼问。
“会。”
王汉彰说。
“你怕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