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船之后,加西亚带他穿过甲板,朝船舱的方向走去。走到走廊的尽头,推开最后一扇铁门。门后面是一个大通铺,不是那种每个人有独立床位的通铺,而是一个空旷的、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的船舱,地板上铺着几十张草垫子,草垫子一张挨着一张,这样的场面让王汉彰想到了运送黑奴的船。
“你就在这里,”
加西亚说,他用手在船舱里比划了一下,“船上的条件就这样。所有人都在一个舱里。明天这个时候,就到阿利坎特了。”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等王汉彰回答,就转身走了出去,铁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出了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金属的哐当声。
王汉彰在靠近舱壁的一个空草垫子上坐下来,把行李袋放在脚边。他开始观察这个船舱里的人。
靠门的位置坐着一个高大的、金碧眼的白人,大概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厚毛衣,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书的封面是红色硬皮,上面印着德文字母。
王汉彰从那个角度看不到书的标题,但能看到书页上有几行被铅笔划过的线和一个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箭头。那个人大概是个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从他的年龄和手上的茧来看,不像是个工人,更像是个学生或者知识分子。
在那个德国人的左手边,隔了两个草垫子的位置,坐着两个正在用日语小声嘀咕的男人。他们穿的衣服和船上其他人不太一样。其他人穿的是工装、毛衣、军装夹克,穿什么的都有。那两个日本人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像是某种制服一样的外套,外套的扣子是铜质的,擦得很亮。
王汉彰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不是警惕,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能的、像是有人在他的胃里浇了一勺热油一样的感觉。
那不是恨,那是一种更早的、更原始的、在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那种东西叫“敌意”
。不是他刻意产生的敌意,不是他选择产生的敌意,而是在他看到那两个日本人的脸、听到那种带着弹舌音和鼻音的、和中文完全不同但在他耳朵里和“危险”
两个字绑定在一起的日语的时候,从他的骨头里、从他的血液里、从他的记忆里自动冒出来的、根本不需要他同意的敌意。
其中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了王汉彰的目光,冲着王汉彰点了点头。可他却移开了视线,不准备与他们交谈。更关键的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这个日本人能够现自己在观察他们,或许,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怀着特殊的目的前往西班牙的。这种人,一定要加以防备。
在那两个日本人的另一边,靠墙的位置坐着几个瘦小干枯的、皮肤黝黑的人。他们的个子很小,比那两个日本人还小,比船舱里的所有人都小。他们说的是安南话,王汉彰听不懂,但他在天津法租界见过安南巡捕,听过他们说这种语言。
船舱里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上午九点左右,草垫子上已经坐了将近两百人。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抽烟,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用他们各自的语言低声交谈。
船舱里嗡嗡地响着,不是那种几个人大声喧哗的吵闹,而是几十个人同时用不同的语言低声说话时产生的那种低频的、持续的、像是有一大群蜜蜂被关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出的那种声音。
中午的时候,一个水手提着一个铁桶走进来,铁桶里是食物,一块黑面包、一小块奶酪和一个洋葱。每人一份,完了就走,不多说一个字。
王汉彰接过他的那份,把面包掰开,夹着奶酪,就着生洋葱吃。洋葱很辣,辣到他的眼泪从眼角渗了出来,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吃。
下午两点左右,船开了。王汉彰靠在舱壁上,闭上了眼睛。
昏暗的船舱里没有时间概念,王汉彰睡了一觉,然后在舱门口抽了根烟,又回到草垫子上继续睡。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从头顶传来的、急促的、像是有人在钢板上奔跑的脚步声惊醒。
那声音不是一个人在跑,是好几个人在同时跑,脚步声的节奏是乱的,有快有慢,有轻有重,像是一群被什么东西惊动了的老鼠在天花板上乱窜。
然后有人的声音从头顶的某个地方传来,用西班牙语在喊什么,喊着喊着,更多的人开始喊了,更多的脚步声加入了,更多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嘈杂的、像是在远处有一大群人在争吵的嗡嗡声。
船舱里的人开始骚动了。有人从草垫子上站起来,有人走向门口,有人用各种语言在问“怎么了”
,有人用各种语言回答“不知道”
。
王汉彰没有站起来。他只是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透过那条缝看着铁门的方向。铁门从外面被推开了,一个水手探进半个身子,用他那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法语朝里面喊了一句:“terreenvue!dansuneheure,onaccoste!”
(看到陆地了!一个小时后靠岸!)
王汉彰没有动。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三五”
牌香烟,最后一支了。他把那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嘴唇间涌出来,在昏暗的船舱里变成了一团灰色的、被灯光照得白的、像是棉花一样的东西,慢慢地升到天花板上,被通风口里灌进来的风撕成了几缕,散开了,消失了。
他把烟抽完了,把烟蒂摁灭在草垫子旁边的地板上他把行李袋从脚边拎起来,挎在肩上,然后从草垫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腿在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之后有些麻,膝盖弯了一下,身体微微晃了晃才站稳。他跺了跺脚,让血液重新流回脚底,然后朝铁门的方向走去。
甲板上已经有很多人了。
王汉彰走出船舱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地平线。不是那种在英国看到的、被雾气和云层遮挡的、模糊的、像是在一张被水泡过的纸上画出来的地平线,而是一种清晰的、锋利的、像是被人用剃刀在天空和大海之间划出了一道线的地平线。
天空是灰蓝色的,云层很薄,薄到你能看到云层后面那个白晃晃的、圆的、像是一颗被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的太阳的轮廓。大海是深蓝色的,不是那种鲜艳的、明亮的蓝,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底下染过了一层的、接近于靛蓝的蓝。
在天空和大海之间的那条线上,有一小片模糊的、灰白色的、像是被人用手指在天幕上抹了一下的痕迹。那是陆地。
船开始减了。动机的声音从那种低沉的轰隆声变成了一种更慢的、更重的声音。船身的晃动也从那种在开放海域里的、四面八方同时涌来的、不规则的多维晃动,变成了一种更平稳的、主要从前向后、从后向前的、像是一台巨大的钟摆在缓慢地摇摆的晃动。
有人从甲板的那一头走过来,穿过人群,用西班牙语喊着什么。那是让所有人回到船舱里去拿行李、到甲板上来排队、准备下船。人群散开了,有人朝船舱走去,有人直接拎着行李袋朝舷梯的方向走,有人站在原地没有动,像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港口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幅被放大镜放大了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处理得很粗糙的、色彩浓烈但不协调的油画。
码头的水泥地面是灰白色的,被太阳晒得白,上面堆着很多木箱和帆布袋,还有一些用油布盖着的、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堆成了小山的物资。
码头上的人很多,有穿军装的,有穿工装的,有穿便装的,有戴帽子的,有不戴帽子的,有站在物资旁边聊天的,有从船上往下搬东西的,有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手里拿着什么文件、像是在找人的。
墙上的涂鸦,不是那种优雅的、艺术的、为了装饰而存在的涂鸦,而是用刷子蘸着油漆在墙上刷出来的、粗粝的、愤怒的、带着一种“我们正在打仗”
的紧迫感的口号。有些是西班牙语的,有些是红色的、画着镰刀和锤子的、他一看到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图案。
港口上还有几艘其他的船。有一艘比他坐的巴塞罗那号大一倍以上的货船,船身上刷着“uRss”
几个白色大字,苏联船。船头的甲板上站着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水手,他们的制服和王汉彰在豪恩斯洛农场见过的任何制服都不一样,帽子的形状也不一样,帽檐上镶着金色的穗带,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金光。
那艘船的甲板上停着几辆被帆布盖住的、看不出型号的坦克,帆布在风中被吹得鼓了起来,露出下面那一小截深绿色的、带着履带的、钢铁的、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不是用来运货的”
的东西。
巴塞罗那号靠岸了。船身和码头的水泥壁接触的时候,出了一声低沉的、沉重的、像是两块巨大的金属物体缓慢地碰撞在一起的闷响,那声音通过船体传到王汉彰的脚底,像是有一个人在他的脚底下用力跺了一下地板。
蒂埃里从船舱里走了出来,朝甲板的人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先生们,我们到西班牙了,现在,跟我下船!”
看着眼前的这幅场面,王汉彰的脑子里蹦出了一个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