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身体重新靠回沙,右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拿起那支搁在烟灰缸边沿的雪茄,重新叼回嘴角。然后他用极其平铺直叙的语气,说出了那个王汉彰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英租界董事局,今天下午两点——也就是你走进这扇门的二十分钟前——紧急召集了一次临时闭门会议。我在工部局的人参加了那次会议,会议纪要的第一页复印件现在就在那个文件夹的最后一层夹层里,你要是想看我随时可以拿给你。会上通过了由警务处提交的对你签临时逮捕令的决议。依据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天津英租界土地章程》第二十四条。逮捕令由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口头签,签署即刻生效。”
詹姆士先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也就是说,”
詹姆士先生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从现在开始,只要你的脚踩在英租界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一条大街上——不,哪怕是你家的院门口,只要属于英租界的土地,任何一个现你的巡捕都有权当场对你实施逮捕。”
王汉彰的心,在这一刻,彻底沉到了谷底。
不是“沉了一下”
,不是“坠落”
,而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逆的、像是被一只手按着往深水里压的沉。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变沉了,变重了,变得像一块被浸透了水的海绵,每一次跳动都费力得像是要把一扇生锈的铁门推开。他最后的退路,英租界已经被堵死了。
他心里那根一直勉强绷着的弦,在这一刻“嘣”
地断开了。他仰起头,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缓缓地、重重地把胸腔里憋着的那口气吐了出来。他吐这口气的时候,能感觉到肺部最底端那些空气被一点一点地挤出去,肺叶像被压瘪的皮球一样收缩,然后胸腔里就空了,空得像一个被搬空了所有家具的房间。
他本来的计划很简单——利用英租界的治外法权,躲进自己在哆咪士道的家里不出门,熬上几天,等风头过去,再用詹姆士先生的关系走走工部局的路子,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在天津卫混了那么多年,对这套操作门儿清。以前那些在别处犯了案逃进英租界避难的中国人,只要付得起保护费,找到够硬的关系,不都是这么躲过来的吗?
但他算错了一件事。
这次不是普通的人命官司。这次日本人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外交层面——酒井隆亲自递交通牒,日本领事馆同时照会中国的市府和英国人的工部局,双重施压——在这种级别的压力下,英国人是不会为了一个前巡捕房探员而破坏和日本帝国的外交关系的。
他王汉彰在工部局的档案里,只是“aFormernetesedetective”
——一个前中国探员。为了保护这么一个人去得罪拥有几千驻军的日本华北驻屯军,这笔账在工部局的会议桌上一算就算清楚了。
根本不需要讨论。
他被英国人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不是背叛,背叛至少意味着曾经有过忠诚;而这是出卖,一种更彻底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商业行为。就像当铺里把一件过期未赎的皮袄卖给下一个顾客,没有愧疚,没有犹豫,因为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现在他在英租界待不下去。萧振瀛也不会放过他。华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设了哨卡,戒严令之下,没有市政府颁的通行证任何车辆和行人都不准通过。戒严是从今天下午开始的,持续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三天,也许一周,也许直到日本人满意为止。就算他想藏在黑牛城的综合执法大队驻地里,那个地方也不安全了——萧振瀛一旦决定抓他,第一个点名的就是综合执法大队驻地。
他倒是可以在天津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天津上百万人口,大街连着小巷,胡同套着杂院,上有九国租界的高档住宅,下有铁道外一眼望不到边的地窝棚,真要想藏个人,一时半会儿也未必找得到。整个城市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把一个人吸进去,连个水渍都不会留下。
但这种日子——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藏在暗无天日的墙角里,白天不敢露面,晚上才敢出来找一口吃的,窗外的每一次脚步都可能是冲自己来的,每一次敲门声都能让他心跳骤停——可不是他王汉彰想要的日子。他的老头子袁克文活着的时候常说,人可以输钱,可以输地盘,甚至可以输命,但不能输掉活法。活法一输,人就废了。
“所以,”
詹姆士先生的声音把王汉彰从脑内风暴里拉了回来。他又问了一遍刚才那个已经被问过一次的问题,语气依旧很平,但这一次多了一层催促的味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