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目光先是在时墨身上快速扫了一遍,从头发梢看到脚后跟,“快把湿衣服换了,姜汤马上就好,喝了驱驱寒。”
“嗯。”
时墨换了鞋,把湿衣服换下来,穿上干爽的棉布睡衣。
李秀兰已经把姜汤盛好了,汤水上面还飘着两粒红枣。时墨接过来,双手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下去,姜的辛辣从舌尖一路烧到胃里,热气从内往外扩散,被雨水浸透的骨头缝里的凉意一点一点被逼出来。
李秀兰站在旁边看着她喝,什么都没问。
她不是不想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心里清楚。
她看把时墨喝完的空碗接过来,又给她盛了半碗。
“妈。”
时墨忽然开口。
“嗯?”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李秀兰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盛汤,声音比平时轻了几分:“妈知道。”
时墨喝完第二碗姜汤,走回自己房间,关上门。
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孙教授的遗物——一把黄杨木尺,七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那把黄杨木尺刚好一拃长,边角磨得圆润光滑,包浆温润,尺身被摩挲了几十年,包浆温润得像是裹了一层琥珀色的蜜蜡,灯光照上去会微微反出柔和的光。时墨把它拿起来,翻过来,看到了刻在背面的两行小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另一行是“孙怀瑾藏,1962年春”
。
1962年,孙教授刚从建筑系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级文物所,第一个任务是去修一座明代的土地庙。那座庙破得只剩下三面墙和半个屋顶,当地人说拆了算了,他一个人在庙里住了两个月,把能修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修好了。
这些事,是后来宋正先告诉她的。
时墨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几个字。
字是用刻刀一笔一笔刻上去的,凹下去的笔画里还残留着经年累月积下来的细微尘埃,摸上去微微发涩。
笔记本一共有七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边角磨出了毛边,纸页因为反复翻阅而微微蓬松。每本的封面上都写着日期和地点——第一本是“1962-1968,山西”
,第二本是“1969-1973,陕西”
,第三本是“1974-1977,河北”
……一直排到第七本,封面上写着“1982-1985,首都”
。
三十三年,七个地方,七本笔记。
时墨翻开第一本的第一页。
纸张已经泛黄了,边缘比中间更黄一些,像被时间从外往里慢慢浸透。墨水是蓝黑色的,当年的蓝黑墨水刚写上去的时候是蓝色,氧化之后慢慢变成一种沉沉的、带着灰调的蓝黑色。字是蝇头小楷,每个字只有指甲盖大小,工工整整地排列着,行间距和字间距几乎完全一致,像是用尺子量过。
第一页只写了一句话——
“古建筑是会说话的历史。我们修的不只是房子,更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信。这封信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
落款是1962年3月17日,于山西五台县。
时墨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她看到他用铅笔手绘的建筑结构图,每一根梁、每一根柱、每一处榫卯的搭接方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些图的旁边还用小字写了批注——“此处榫头腐朽严重,需替换,但新料含水率不可超过12%,否则来年必裂”
,“瓦当纹样为明代晚期典型样式,应与南禅寺大殿瓦当比对”
,“斗拱出挑尺寸与原制式不符,疑为清代重修时所改,建议恢复明代原貌”
。
她看到他记录下的每一次发现和每一次困惑。
有一页的边角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墨点,旁边写着:“今日发现正脊檩条上刻有‘大明成化三年重修’字样,与府志记载相差十一年。史书不可尽信,建筑不会说谎。”
还有一页,记录的是1976年唐市大地震后他去勘察一座古寺的损毁情况。
那一页的字迹比前后的都要潦草,有些地方墨水洇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湿过。
时墨翻开最后一本,最后一页的日期是4月18日,也就是孙教授去世的前最后的记录。
上面写着:“墨墨今日问我斗拱的榫卯结构,一点就通,真是个好苗子。等她考上首都大学,我就把梅先生的手札残稿给她。希望她能守住那些老房子,守住我们的根。”
字迹工整,墨色还很新。
时墨的鼻子一酸,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了一个小小的墨点。
【宿主,你还好吗?】系统的声音小心翼翼的,带着一丝心疼。
【我没事。】时墨擦干眼泪,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