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片子太多,一年备案开机的有几千部,但大多质量不行。用现在的话讲叫“下沉”
,那时没那么多藏着掖着,一律都叫臭大粪。
看着一帮不懂电影的人操盘,尤其是那些只顾着热闹的“春晚电影”
收割市场,我的愤怒和狠劲全都冒了出来,又开始不甘心和不服气。
我又扑在制片上。
那几年,和团队一起炮制出好几个现象级的大片。怎么说呢,现在翻回头看,其实也是晚会式的拼盘,没跟臭大粪拉开太大差距。
那时刚经历了港股的问题,很多投资人压着,师父又病着,师兄师弟一帮人我也能帮就帮,试错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我有了自己的审美,有了自己所谓的艺术追求,想拍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片子,可市场又不是谁都看得准的。就这样前压后追,身上捆着几千人的饭碗,脑子里刚起来的放不下的追求,最后,还是被我放下了。
我又一次成功了,年度票房前十,我做制片的占了三分之一,而其他片子,在行或出品环节也几乎都有我公司的参与。
但这次的成功,没有像以前那样带给我太多刺激。倒是一些观望的人物出现了,挺微妙的。
有我以前就看不上的人,这下又跑来攀关系,也有之前达、但最近混得不怎么样的,来找我看看有没有一起玩的项目。那段时间,酒局多了起来。
我被人捧得高,忙得不得了,又进入了一种自己很不舒服的状态,前几年就有过。
我总是一下亢奋,一下低落。有时候说不准哪根神经太闹腾,我就也在网上泄泄,随便骂几句。
但那段时间,我听得最多的,是谁谁因为屁大点事儿就惹了网友。
我们没人在意这个信号。
虽然互联网元年已过去十年,相关从业者已经狂欢了几轮。但大众的体感还相当陌生。一些互联网产品,诸如门户,新闻,邮箱,即时通讯,地图,社区,搜索引擎,商城,游戏,也还是只有少部分人会用。当时声量大的舆论,我也只觉得是一帮小孩儿在什么论坛、贴吧里说说而已。那时最厌恶的还是网络盗版。
什么枪版、盗摄,像蟑螂一样弄得人心烦。倒是行部,他们有战略眼光,提了几次网络宣费用的基准预算,我都批了。不过我也以为只是多了一个投放渠道。
网络之于我,更像是一个还没玩得转的新工具。我根本想不到,它会是一把能把人骨头扎透的利刃。
当时,关于我“一言堂”
“强势”
的舆论本来就不少见,我也确实特立独行。这种谁也不服气的骂骂咧咧,竟让我意外收获了一批觉得我挺性情的粉丝。
可什么网友安慰、什么同僚酒局,还是都比不上伏天明。
那时,他也担心得不行。
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变多了。很多剧组不再天南海北地取景,而是集中在影视城拍摄。我总是飞过去,在剧组陪他。
他看出来我挺燥,又自责起来。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合约问题,让我失去了上市的机会。一见我,毫不理会summer,特粘我。
因为我利用了他,所以我也要加倍对他好。只要我去剧组,他的衣食住行都由我来负责。
但summer却提醒了我几次,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说舆论环境变了,大家不再满足于背后议论,可能哪个工作人员随手到网上就是爆料,让我注意点分寸。
我觉得她大惊小怪,但还是出于谨慎,克制了自己在剧组里的行为。
因为summer的提醒,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和自己的性取向真正地和解了!
我不再觉得喜欢同性不正常,也不再觉得“玩男人”
是什么酷事。这些误解和标榜,不知不觉间就放下了。或者至少表面上,我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从最初的害怕,根本不能公开提这些字眼,或者借由这种性向标榜、泄愤,变成了真正的坦然。
我变化的原因也简单,就是因为我变强了。
那些打在我身上的目光,无论什么目的,我根本就不用再在意了。这可和什么自洽,自我和解完全不一样。我没那么痛苦,也不需要在深夜跟自己讲大道理,只是因为那时候,我真正掌握了圈子里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而资本更是男权中的男权。那两年,我已逐渐成为中圈层里最不容置喙的存在。
我不再是那种不上不下的,有一个什么“缺陷”
或者“软肋”
的小老板。
当你真正掌握顶层资源时,你的选择,你的缺陷和标榜,你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都会被换成另一种解读。以前那些阴暗揣测的想象,好像也都跟着我的意志主观消失。
我的成功让我终于可以摆脱一直以来累赘的遮掩,我可以大方承认——
我陆江,就是个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