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等我?我边砸边想!
那两年,由我推动的几部电影,尤其是一部贺岁片,大获成功,不仅让伏天明以最快度打开大陆市场,也让我的公司真正站稳了脚跟。
我对这批片子很有感情。
当时,行工作和现在不一样,完全是区域性的,片子一投放,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基本都会带着小段背着拷贝走遍全国。我们一路坐着绿皮火车给各地给文化局推广片子、洽谈行。
很多地方的影院都改建成台球厅、录像厅,所以相关位置上的领导点头我也不罢休,非要看到真实观众才行。有时候,人家看我这么较真,也烦了,我们就亲自跑,再下沉,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试映片子。
有了几场点映热烈的反馈后,我才有底气约出来圈儿里这几年认识的人脉和朋友。
这更是一场硬仗,每到一处都要先喝酒,这里的规矩是“一杯酒一万块钱,一个拷贝”
。
这些让伏天明拥有极高国民度的,所谓“口碑”
酵的大热片子,最先开始是我一个个脚印,一杯杯酒打下来的!
而且,我本来也计划再为他打磨一部能撕奖的作品,没想到,倒先让别人实现了!
动静不小,引来了几个本来就常驻公司的执法人员。
那时候,我们这类民营文化公司,是有关部门眼里重点关照的对象。资本快涌入,行业规则却暂没那么清晰,三天两头总得查一查。
我公司账目清爽,经得起审计,但架不住人家“例行检查”
。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翻合同,就是工商来查证照是否齐全,税务查验票更是逐笔核对。
这些部门每次总能挑出些“不规范”
的地方,签整改承诺书、补税、交罚款,我们都一一配合。
我虽然已经混出点名堂,但对这类检查也也实在没招,只能暗自狠得牙痒。
“怎么回事?”
一个穿制服的人踱到我办公室门口,瞥了眼地上碎裂的显示屏和电话听筒。
我正气着,懒得起身,只斜过眼看他:“我砸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那人看了我两秒,点点头:“有种。”
他走了,我就也把这事抛到脑后,继续想着如何和太子升叫板。
原本我给伏天明挑本子,走的是主流路线,避免那些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文艺腔。可要想冲奖,那就得换一套玩法,得冒风险,得找那种锋利、甚至有些危险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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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了一会儿,我决定拉个大队伍来头脑风暴,开个选片会,听听各方的意见。
除了几个风头正旺的导演、编剧组成的核心团队外,我把合作过几次、颇有些想法的小导演刘荣也请了过来。
会议安排在一间最大的会议室,长条桌摆开,咖啡冒着热气,大家都很投入。
会刚开到一半,正争得有些眉目时,“嘭”
的一声,门被大力推开。几名民警径直闯了进来,一屋子人愕然抬头。
“临时安全检查,配合一下。”
领头的语气公事公办,眼神却像探照灯似的扫过我们每个人,又落在堆满资料和手稿的会议桌上。
会议被迫中断。
我只好陪着笑,两面安抚。
团队里几位核心主创,有已拿了海外身份,或是永居,也有更加敏感的双国籍,对这类的“检查”
更是格外抵触。
执法人员也知道查深了麻烦,所以并没有真正去揪这些特权人士,他们只是故意借机上门,延误我们的工作。
几个大咖私下抱怨去我公司“不自在”
,也更难请了。
没办法,为了稳住团队,我开始打游击。
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室成了临时据点。可新的麻烦又来了——不少酒店不具备接待外籍人士的资质,我们又得一家家筛选、确认。
计划被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项撕得七零八落。我像个救火队员,疲于应付,焦躁蹭蹭往上冒,我开始拿身边人撒火。
菲比这个急性子,比我还不耐烦。她手里压着我几部谈得差不多的戏约,电话催得紧:“不能再拖了!你那几部片子势头正好,就得趁着这口气接连上,市场才记得住你!组都快建好了,你到底进不进?”
小段好像被我骂怕了,总见不着人,偶尔露个面,就缩在角落那堆剧本后头,一份一份地帮我初筛剧本。有时他也顶着我的火气,劝我要不要试试网球或高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