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26日,农历二月初八,宜:祭祀、祈福、求嗣、斋醮、沐浴,忌:嫁娶、定磉、安葬、行丧、合寿木。
我叫陈默。
这名字是我爸取的,说当警察的,话少一点好,沉默是金。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派出所当片儿警,后来他牺牲了,追授了个三等功,档案里写着“因公殉职”
。我妈没掉眼泪,就坐在门槛上,从下午坐到天黑,像一尊泥塑。
那年我十二岁。
后来我也当了警察。我妈知道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了一个字:“好。”
我没告诉她,我当警察就是为了抓人。抓那些让别人的妈坐在门槛上变成泥塑的人。
我第一次听说“梅姨”
这个名字,是2006年的春天。
那时候我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市局刑侦支队,还是个看见尸体就胃里翻涌的毛头小子。报到第三天,支队长老郑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摊着一摞卷宗,厚得能当枕头。
“小陈,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第一页,是一张失踪儿童的信息登记表。照片上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眼睛又圆又亮,像两颗刚从藤上摘下来的葡萄。名字叫周浩,四岁,在城南菜市场门口失踪。失踪当天穿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黄色小凉鞋,左耳后面有一颗痣。
失踪时间:2006年3月15日。
就是九天前。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老郑点了一根烟,烟雾把他的脸熏得模模糊糊的,“从2004年到现在,全市范围内,五名儿童失踪,年龄都在三到六岁之间,失踪地点都是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菜市场、公园、商场门口。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拍到有用信息,没有勒索电话。”
他顿了顿,把烟灰弹进已经满了的烟灰缸里:“就像被空气吸走了一样。”
我继续往下翻卷宗。第二个孩子,女孩,三岁半,在人民公园的滑梯旁边失踪。第三个,男孩,五岁,在百货大楼门口的摇摇车上失踪,奶奶转身买了根糖葫芦的功夫,人就没了。
每一个孩子的照片都像一颗小太阳,烫得我手指发颤。
“串并案的理由呢?”
我问。
老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灰扑扑的,像一团没洗干净的抹布。拍摄地点是城南菜市场的监控录像截图,时间就是周浩失踪的那天。
“这个背影出现在至少三个失踪现场附近。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态偏胖,走路时右腿有点拖,可能是有旧伤。每次出现都戴着一顶深色的毛线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目击者描述:中年女性,本地口音,自称‘梅姨’。”
这是“梅姨”
这个名字第一次钻进我的脑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会像一根生锈的铁钉,一寸一寸地钉进我的骨头里,钉二十年。
2006年的夏天,我正式加入了“3·15专案组”
。
专案组就三个人——老郑,我,还有一个叫何伟的技术员。何伟比我大两岁,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物理老师,但他是局里最好的画像专家。他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了一幅“梅姨”
的模拟画像:圆脸,短发,嘴角微微向下,眼神说不清是慈祥还是阴沉。
“这画像太普通了。”
我看着那张脸,在超市收银台、菜市场摊位、公交车站台上,这种长相的中年女人遍地都是。
“所以才抓不到。”
老郑把画像钉在办公室的墙上,和其他五个孩子的照片排在一起。
那面墙很快变成了我的噩梦。每天走进办公室,我都能感觉到那些孩子的眼睛在看着我。周浩葡萄一样的眼睛,那个三岁半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百货大楼失踪的男孩手里还攥着一根棒棒糖——
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去哪儿了?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2006年的秋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突破。
城南一个菜摊老板报案,说有个女人经常带不同的孩子来买菜,孩子看起来跟女人不亲,畏畏缩缩的,有个小男孩有一次趁女人不注意,拽住了菜摊老板的围裙,小声说了句“叔叔救我”
。
但女人很快把孩子拽走了,临走时恶狠狠地瞪了菜摊老板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