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下来了。
整个山谷,就剩我一个人。
我没哭。不是坚强,是吓傻了,傻到连哭都不会了。我沿着进山的小路往上走,走了一整夜,走到天蒙蒙亮的时候,终于倒在一棵大松树底下,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一张脸。
那张脸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清他左眼眼角那颗泪痣。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的模样,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眉目温和得像三月的春水。他背后站着一个老妇人,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身藏青色的斜襟褂子,手腕上戴着一只翠绿的玉镯,那玉镯的颜色绿得不正常,绿得发黑,像是一汪凝固的深潭水。
“这孩子命苦,”
老妇人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带回去吧。”
我后来常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晕过去,或者晕过去之后没有恰好倒在那棵松树底下,又或者那棵松树底下没有恰好站着这个年轻男人和这个老妇人——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
就像人死了,不会真的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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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带回了沈家。
沈家在山谷最深处的山坳里,三进三出的老宅子,青砖黛瓦,飞檐翘角,气派得不像山里该有的建筑。可这宅子有一点奇怪——它没有窗户。所有的窗洞都被青砖从里面砌死了,白天进屋子也要点灯,到处都是影影绰绰的烛光,照得人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像戏台上的鬼脸谱。
老妇人让我叫她“沈婆婆”
,年轻男人是她孙子,叫沈渡。
沈家除了他们俩,还有七个仆人。这七个仆人都穿一样的灰布衣裳,走路没有声音,说话没有声音,连呼吸都轻得像不存在。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他们垂手站在两边,以为看见了七个纸扎的人。
沈婆婆对我很好。
好得不正常。
她给我收拾出东厢最好的房间,铺了新的棉褥子,做了三套换洗的衣裳,红的、粉的、藕荷色的,针脚细密,布料柔软。她每天亲自下厨给我炖汤,说是“补身子”
,当归、党参、枸杞、红枣,一锅一锅地炖,看着我的眼睛让我喝干净。
沈渡对我也好。
好得让人心里发毛。
他教我认字,教我写毛笔字,教我用竹篾编小篮子。他笑起来的时候,左眼眼角的泪痣往上挑,好看得不像真人。他叫我“卡雅”
的时候,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含着糖。
可我发现一件事。
沈渡从不碰我。
不是那种男女有别的避嫌,是像怕碰碎一件瓷器的那种小心翼翼。有一次我差点滑倒,他伸手扶我,手指刚碰到我的手腕,就像被烫了一样缩回去,脸色白了一瞬,然后挤出一个笑来,说:“小心些。”
他的手指很凉。
不是正常的凉,是那种死人才有的、透骨的、没有温度的凉。
我安慰自己:山里阴,山里凉,山里的人都这样。
直到第一个月圆之夜。
那天是农历十五,月亮又大又圆,白惨惨地挂在天上。我睡不着,推开房门想去院子里透透气。刚迈过门槛,就看见沈渡站在走廊尽头,手里端着一个黄铜盆,盆里盛着半盆清水,水面映着月光,白得发亮。
“回去。”
他说。
他的声音变了。不是平日里那个温和的、含糖的声音,而是冷的、硬的、不容置疑的,像刀背拍在案板上。
我没动。
他又说了一遍:“回去。今晚不要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就听见了铜钟的声音。
咚——咚——咚——
一共十三下。沉闷的、浑厚的、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钟声,震得脚下的青砖都在微微颤抖。每一记钟声之间隔了大概五息,不急不缓,像在数着什么。
沈渡端着铜盆转身走了。
他的步伐很奇怪,每一步的距离都一样,脚尖先着地,脚跟再落下,像丈量过的。走廊两侧的烛火被他的衣角带起的风吹得东倒西歪,明灭不定。
我没有跟上去。
不是因为听话,是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不是被点穴或者被绑住的那种动不了,是身体还在,但魂魄好像被什么东西摁住了,连眨眼都费劲。我就那样站在房门口,看着沈渡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看着烛火一盏一盏灭掉,看着月光一寸一寸暗下去。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铜钟的声音,是人的声音。很多很多人的声音,从祠堂的方向传过来,像是有人在唱什么,又像是在念什么,嗡嗡嘤嘤的,听不清词句,只觉得那些声音像虫子一样往耳朵里钻,钻得人头皮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