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画……”
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这画上的东西,是活的。”
“是,也不是。”
她说,站起身,佝偻的腰背在灯下拉出一个长长的影子,“沈先生,您手艺好,胆子也大——至少您没把这画扔出去。我找过三个裱画匠,一个当场晕了,一个连夜搬了家,还有一个……不提了。您能接这活儿吗?”
“我……”
我想说不。我应该说不在。一个正常的、理智的、想要安安稳稳活到老的人,此刻应该客客气气地把这老妇人请出去,然后把门闩插好,再用红纸封住门缝——镇上的老规矩,挡邪祟的。
可我的嘴不受控制地说了另一个字:“能。”
老妇人点了点头,从袖中摸出五块银元,放在桌上。大洋在灯下泛着暗淡的银光,够我吃三个月的。
“半个月后我来取。”
她说完,转身走向门口。
“等等——”
我叫住她,“这画……叫什么名字?”
她已经拉开了门,北风呼地灌进来,油灯剧烈地摇晃了几下,差点熄灭。在明灭不定的光影里,老妇人侧过脸来,黑布下露出半张皱纹纵横的脸和一只眼睛——那只眼睛里的光,此刻不再是猫眼般的冷亮,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像深海一样幽暗的蓝。
“彩涌,”
她说,“它叫彩涌。”
门关上了。风停了。灯焰重新稳定下来,安静地燃着。
我站在案前,看着那卷画,看了很久。最终,我还是伸出手,再次将它展开。
这一夜,我没有睡。
我把画铺在案上,借着油灯的光,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个通宵。画上的浪确实在动,但动得极慢,慢到如果你不盯着看,根本察觉不到。我用马蹄刀的刀尖在绢本边缘轻轻按了按,判断绢的质地——是明末的丝绢,经纬稀疏,蚕丝粗细不匀,是手工缫丝的,市面上早就见不到了。画心的颜料层保存得还算完好,但裱纸已经朽得厉害,必须揭掉重裱。
最让我不安的,是画面左上角。
那里有一片空白,大约巴掌大小,像是画到此处忽然停了笔。空白处的绢本比别处新一些,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而在这片空白边缘,有一朵半成形的浪花,只勾了轮廓,没有填色。那轮廓的线条细看之下,不像是毛笔画的——笔锋太硬,太直,倒像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指甲?骨头?我说不上来。
我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总觉得那里应该有什么东西,只是被人——或者被什么东西——抹去了。
三
接下来三天,我开始着手修复这幅《彩涌》。
裱画这行,有句老话叫“三分画,七分裱”
。一幅画的命,一半在画师手里,一半在裱画匠手里。揭裱是最凶险的一步——要把画心从老裱纸上揭下来,稍有不慎,画心撕破,颜料脱落,一幅画就毁了。
我先把画平铺在大案上,用喷壶均匀地喷上清水,让老裱纸湿润软化。水雾落在画面上,那些彩色的浪花似乎颤动了一下——我告诉自己那是水的张力造成的错觉。等裱纸湿透,我用镊子一点一点地揭去背面的托纸。这是个慢工细活,急不得,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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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我揭去了最外面的一层托纸。
第二天,揭去第二层。
第三天——
第三天,当我揭去第三层托纸时,画心的背面露出了一些东西。
那不是裱纸的纹理,也不是绢本的经纬。那是字。用极细的笔迹写在画心背面的字,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整个背面。墨色已经洇开了,但依稀可辨。
我凑近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万历三十七年春,余游至辰阳,于渡口遇一妇人,手持此画,欲售于余。余观画中浪涌如活,骇然欲走。妇人笑曰:‘君既见之,则不可走矣。’遂不见。余携画归,悬于书房。是夜,闻潮声入室,起视之,画中浪已溢于地……”
字迹到这里断了一行,后面换了笔迹,似乎是另一个人续写的:
“……康熙十九年,先父临终戒曰:‘此画不祥,速焚之。’余不忍,藏于瓮中,埋于后院槐树下。越三月,槐树枯。掘出视之,画中浪已多三朵。家中幼女自此失踪,遍寻不得。后于画中见一女童之影,没于靛青浪下……”
又换了一种笔迹:
“……道光八年,族中子弟不肖,私取此画观之。当夜,画中涌出一人,遍体彩纹,状若癫狂,逐子弟绕屋三匝,天明乃止。子弟自此痴傻,口中常喃喃曰:‘浪来了,浪来了……’”
再换一种:
“……光绪二十一年,余将此画锁于铁匣,沉入井中。井水一夜之间尽作彩色,饮之者腹泻不止。捞起铁匣,匣内空空,画已在祠堂梁上。不知何人所为……”
笔迹到这里就断了。画心背面剩下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空白,但空白里隐约能看见一些更浅的痕迹——不是墨迹,像是被人用什么东西擦拭过,擦不干净,留下了若有若无的印记。我举起画心,对着窗户的光看,那些浅痕在逆光中渐渐显现——
是人脸。
大大小小的人脸,密密麻麻地挤在空白处,每一张脸都扭曲着,嘴巴张得很大,像是在呼喊,又像是在尖叫。但没有声音。永远没有声音。
我放下画心,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不是害怕。是——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像你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明知道不该看,明知道看了会头晕、会腿软、会想跳下去,但你还是忍不住要看。那种深渊对你的召唤,不是恐惧,而是比恐惧更深的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