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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谢尔盖的迷茫（第2页）

这种事，还是需要谢尔盖自己来做决定比较好。

下午。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罗廖夫上校站在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肩上没挂将星，只拎着一只半旧的皮箱。

箱子里装了两套换洗的衬衫，一条给母亲买的羊毛披肩，还有一套从柏林带回来的瓷器咖啡杯，那是他去年随瓦列里参加完波茨坦会议后，在柏林街头一家刚要重新开张的旧货店里买下的。

他原想再带些黄油和香肠，可出前听说老家梁赞的供应已经恢复，犯不着再往箱子里塞吃食。

送他的是维克托罗维奇，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莫斯科卫戍区参谋，两人在总参谋部共事两年，关系不错。

维克托罗维奇把两张车票递给他时，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这次回去，要是见着你那位老母亲，代我向她问好上个月她托人给我寄了瓶蜂蜜，说谢谢我在莫斯科照顾你。我都还没回礼。”

谢尔盖接过车票，说了声好。

他知道母亲把自家屋檐下养的几箱蜜蜂看得很重，能拿一瓶送人，说明她真把他在莫斯科结识的这些同事当成了自家人。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五个多钟头。

到梁赞时，天已经擦黑。

车站很小，两排木头长椅被俄式大茶壶的热气烘得湿乎乎的。

他走下火车，看见母亲伊琳娜·彼得罗夫娜站在出站口的木栏外，裹着一条深蓝色头巾，正踮着脚朝人群里张望。

谢尔盖走过去，喊了一声妈。老妇人转过脸来，先是一愣，随即把两只手在围裙上用力擦了一把，才拉下头巾快步过来。

她没哭，只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瘦了。也高了点。”

谢尔盖笑了笑。

“二十多岁人了，哪还能再长。”

母亲也不接话，只帮他把皮箱拎过去，转身就朝车站外那辆借来的马车走。

母亲在梁赞城郊的院子里种满了洋甘菊和几架子的菜豆。

那几箱蜜蜂还没分箱，在院角嗡嗡的叫唤。

谢尔盖站在院子里，像把所有硝烟和文件都隔在矮篱笆外。

夜里吃饭，母亲端上炖土豆和腌黄瓜，又给他切了几片从邻居家换来的熏鱼。

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

问他在莫斯科累不累，又问他部队里的事。

谢尔盖拣些轻快的说，说克里姆林宫里的灯总亮到很晚，说瓦列里现在每天要开五场会。

母亲听了，只说了一句：“他忙，你们也跟着忙，但你要记住了，忙可也得吃饭。”

谢尔盖点头，把最后一口土豆咽下。

接下来几天，他帮母亲修了房顶，给蜂箱换了新纱网，又把院子里的水缸重新用桐油刷过。

梁赞的日子慢得很。

清晨有鸡叫，黄昏有牛铃，风里是干草和井水的味道。

有时他坐在门前的长条凳上，会忽然想起瓦列里的办公室，想起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仿佛隔着一整个果家。

母亲从不催他谈工作，只在一天晚上从针线筐里摸出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他打开一看，是自己十六岁时用桦木刻的一把小木枪。

枪把上还刻着“谢尔盖”

。母亲怀念道：“你走后我收拾出来，一直给你留着。”

她把木枪放回布包里：“仗打完了，这些东西不该再跟着你了。”

“留着当个纪念挺好的。”

谢尔盖说着，把木枪放进自己带回的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