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忽然明显了。
几十万人安安静静地听着广播。
瓦列里继续说:“四年前,我们在边境上被人打得满身是血,许多年轻的兵,连长还没来得及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倒在了这片美丽的大地上,他们手里可能只有一把步枪,口袋里装着昨晚写好的半封信,信上写:‘妈妈,我很好。’”
他停了一下,“从明天起,很多信就再也寄不回去了。”
台下有人开始啜泣。
一个老兵背过身,肩膀一抽一抽的。
一位母亲把头靠在女儿肩上。
那姑娘咬着嘴唇,像怕自己哭出声音。
瓦列里没有劝,也没有把声音抬高,只让它慢慢地、一句一句地落下去。
“我见过很多牺牲的人。”
瓦列里接着说:“在明斯克的公路上,在jf的泥地里,在莫斯科城外的雪堆里。有一个伙夫,饿得站不起来,还把一个鸡蛋塞给伤员,我问他,你怎么办,他说,我还能撑。第二天,他死在炊事车旁边,他叫尼古拉,没有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姓什么。”
他望向天空:“所以今天,我不光记那些名字被刻在碑上的人,我也记那些什么记号都没有留下的人。他们也是这场胜利的人。”
人群里的哭声越来越密,却并不混乱。
相反,整个广场静得近乎肃穆,像在用一片巨大的沉默,托住一场迟来的葬礼。
瓦列里接着说:“在列宁格勒,一个面包房的女工,自己每天只喝一点稀汤,把最后的面包让给楼上的两个孩子,城解围了,她没等到,邻居后来告诉我,她最后几天,一直在笑,说孩子们能活着,就值得。”
“临死前也是如此。”
他停住,像要把嗓子里的东西咽下去,再开口时,声音更低了,“他们的命,是在战火里一点点烧干的,他们没有勋章,只有一口锅、一双手和两个熬过冬天的孩子。”
“在库尔斯克,我听人说一个坦克兵,车烧起来,他没跑,把炮打到了最后一,后来我们从坦克残骸里找到他的手,还攥着拉栓。”
他说到这里,身后的朱可夫慢慢闭上了眼睛。罗科索夫斯基低下头,用指尖揉了一下眉心。
观礼台上的几个老将,没有一个人动。瓦列里的手在言台边上轻轻攥了一下,又松开。
“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让大家再哭一次。”
瓦列里的声音铿锵有力:“我是想说,这些人的命,不能只变成明天的半个头条,我们以后怎么活,才对得起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忽然有了一点力:“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场战争,不是记住仇恨,是记住人,记住人怎样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相互取暖,怎样把最后一口水递给不认识的人,怎样在炮火里把一个孩子从废墟下扒出来。记住这些,我们才配站在这面红旗下。”
掌声没有立刻响。许多人把脸埋进袖子里。一个小男孩被父亲抱着,忽然说:“爸爸,我以后也要去保家卫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