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扛活模样的汉子挠着头,问旁边看起来有点见识的老者。
“蛟?古书上说,‘蛟,龙之属也’,有的说没角,有的说角直。张教授说是蛟,那……大概就是龙的一种吧?”
老者捻着胡须,有些不确定。
“嗨,教授都说了是蛟,那就是水里的大长虫呗!什么龙不龙的,吓老子一跳!”
一个穿着绸衫的商人松了一口气似的笑道,引来周围几人附和。
但也有人摇头,低声嘀咕:“教授?教授说的就一定对?他留过东洋就啥都懂?我爷爷那辈人就说过,辽河里有真龙!这骨头,这角,这架势,能是寻常的蛟?”
“就是,他说他的,我信我的。龙就是龙!”
一个面相粗豪的渔民啐了一口,眼神里满是不屑。
更有人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你们懂啥?这年头,话能随便说吗?教授?教授上头就没管着的了?他说是蛟,那就是蛟。可咱心里得有数……”
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蛟类”
这个结论,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投入“龙”
的狂热池塘,并未能平息波澜,反而激起了更多方向的涟漪。有人接受“科学”
解释,心安理得;有人坚持传统认知,嗤之以鼻;更有人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讳莫如深。
袁镜吾穿梭在人群中,听着这些议论,心中了然。张瑞轩的“蛟类说”
,是一个精巧的、在当下情境中几乎无可指摘的平衡点。它既给出了一个符合“科学”
范式的解释,安抚了上层和一部分寻求“理性”
的民众;又未曾完全否定“龙”
的民间认知(蛟龙常并称),保留了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它用“自然原因”
(暴雨、洪水、搁浅)消解了事件可能蕴含的任何“自然”
或“政治”
隐喻,将一场可能引更大动荡的“神迹”
或“凶兆”
,成功地“降格”
为一起罕见的、但理论上可解释的“生物搁浅死亡事件”
。
这结论,或许不是全部的真相,但一定是此刻最“合适”
的真相。
袁镜吾想起菊池那份被自己婉拒的“祥瑞”
稿,再看看报纸上这篇“蛟类涸毙”
的报道,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复杂的弧度。在不能言说真话的时代,怎么说“假话”
,或者说,选择说哪一种“部分的真话”
,本身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种无奈的智慧,甚至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张瑞轩教授,这位看似平静无波的学者,用他专业的皮尺、卡尺和“蛟类”
二字,在这片喧嚣的泥潭中,轻轻地,投下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沉默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