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圣明通史·经济卷》(东华四民共和国国史馆编修,天城工科学宫出版社,公元4550年刊)
一、农业革命:从“望天田”
到“水浇地”
北水南调工程竣工后,青龙江高原诸省及直隶六府新增灌溉面积五千余万亩,这一数字相当于圣明立国初期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工程通水之前,直隶六府平原府、丰穰县一带的农田多为“望天田”
,即完全依赖自然降水,一遇旱年,赤地千里。
嘉平二十二年的大旱,仅平原一府就饿死百姓三万余人。
工程通水之后,丰穰县的小麦亩产从不足一石提高到两石有余,复种指数从一年一熟变为两年三熟。
当地民谚有云:“北调水一开,丰穰无荒年。”
至雍祥十年,直隶六府的粮食总产量已占圣明本土粮食总产量的三成以上。
圣明本土从“南粮北运”
变为“北粮南调”
,粮食安全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后世经济学家评论:北水南调工程的第一重影响,是将圣明本土的农业从“靠天吃饭”
推进到了“靠水吃饭”
,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期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跃升。
二、工业引擎:水价杠杆撬动工业化
永康七年,工部左侍郎吕海岩提出“工业水价”
之策,规定居民和农业用水维持低价,工业用水加价十倍。
此策初看是解北调工程资金之困,实则开启了一场静默的工业革命。
水价杠杆的效应在通水后第三年显现。
上都、西都、东都三地的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纷纷迁往青龙江高原诸省,因为那里水价虽高,但水源充足、运输便利、政策优惠。
沿主干渠两岸,三年之内兴起了十七座新工业城镇,其中清源镇、渠首镇、水南镇后来均发展为圣明本土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
更重要的是,吕海岩设计的“用水者优先获朝廷订单”
的激励政策,让工厂争相申请工业用水,客观上推动了圣明工业从“官办主导”
向“民营主导”
的转型。
因为民营工厂为了获得用水配额和朝廷订单,必须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用水成本,由此催生了第一批工业节水技术和循环用水工艺。
至雍祥十年,青龙江高原诸省的工业产值已占圣明本土工业总产值的三成,而这一数字在工程通水前不足一成。
后世史家称:北水南调工程是圣明工业化的“引水渠”
,水来,厂来,人来,城来。
三、人口重构:移民实边与城镇崛起
北水南调工程最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人口分布的重塑上。
工程历时八年,累计雇工三十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嘉平末年大旱灾中招募的灾民。
工程竣工后,这批雇工并未返回原籍,而是就地安置,在主干渠两岸落户生根。
朝廷在通水后颁布《北调安置条例》,规定凡参与北调工程的雇工,每人分宅基地一块、耕地十亩,子女入蒙学堂免学费。
这一政策直接催生了青龙江高原诸省的第一批移民城镇。
至光大末年,沿北调主干渠形成的城镇带,人口已超过两百万,其中半数以上是北调工程雇工的后代。
城镇崛起带来的连锁效应极为显着:商号、医馆、学堂、邮局、电报房、巡检司随之设立,原本人烟稀少的青龙江高原腹地,在二十年之内变成圣明本土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区域。
人口重构的另一个结果是“技术扩散”
。
三十万雇工在八年施工中学会了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机械操作、测量绘图等技能,这些技能在工程结束后并未荒废,而是随着雇工扎根各地传播开来。
雍祥之后,光大年间着名的水利工程师赵德厚、机械师钱通海、建筑匠师孙立柱,皆是北调雇工子弟出身。
四、财政逻辑:从“耗资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