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可能不成熟。”
没有人追问。
沈砚意识到,系统不再需要否决任何人。
人,会自己退回去。
午后,他找到了负责算法维护的技术官。
那是一名极其理性的人,从不参与价值讨论。
“这个标记系统,”
沈砚问,“有没有人类反馈接口?”
对方愣了一下。
“反馈什么?”
“反馈它是不是错了。”
技术官沉默了片刻,调出一份说明。
“它不判断对错,只判断风险。”
“风险依据呢?”
“历史路径中的失败概率、人类心理承载模型,以及……阈值事件的后果。”
这三个指标,没有一个是虚构的。
沈砚知道。
可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显得如此冷酷。
“如果一个想法,一定会把人推向阈值,但也可能带来突破呢?”
沈砚继续问。
技术官想了想。
“那系统会提前标记它。”
“然后呢?”
“然后,看有没有人愿意承担。”
这句话,本应意味着自由。
可沈砚听到的,却是另一层含义。
被标记的未来,本身就变得不再有人愿意承担。
傍晚,一件小事让这种趋势彻底显形。
一名刚加入不久的年轻研究员,提交了一份个人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