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指控”
的,并不是个人。
而是一套流程。
新城公共审计署在例行回顾中现,一项跨区域协同项目在过去三个月内,累计消耗的时间权重,远高于同级别项目的平均值。按旧标准,它并不算失败;按新模型,它却显得格外刺眼。
审计报告中,那行数字被单独标注了出来。
【累计时间权重:12。64】
没有评价词。
却像一枚钉子,钉在报告页。
“这不是错误。”
有人在内部会议中辩解,“这是复杂性。”
“复杂性不是无限的。”
另一人回应,“否则,这个数字为什么会一直涨?”
这是第一次,时间权重被当作“责任指标”
使用。
沈砚通过旁观接口,静静看着这场讨论。
他没有插手。
他知道,真正的变化,必须从制度内部生。
世界卷在此时更新了一条新的记录类型:
【时间指控:制度层】
【定义:可被追责的延后】
这一行字,让沈砚的目光停留了很久。
时间,从未如此直接地,与“问责”
绑定在一起。
几天后,公众层面的反应开始显现。
媒体不再只报道“项目是否通过”
,而是开始比较不同决策背后的时间消耗。一些标题显得格外刺眼——
《三次延后,耗尽一年》
《等待的代价,由谁承担?》
这些标题,并不完全准确。
却足够引情绪。
沈砚注意到,系统并未阻止这种用法。
它没有为时间权重设置“正确解读”
的限制。
“这是风险。”
他心中判断,“也是必经之路。”
如果时间权重只存在于技术层,它永远无法真正改变行为;一旦进入舆论,它就必然会被简化、扭曲,甚至武器化。
但封锁它,只会让世界重新回到无意识的等待。
世界卷轻轻震动。
【时间权重:已社会化】
先行者的通讯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