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衙门的那场对峙,没过午时就传遍了京城。
没有添油加醋,因为王猛说的那些话,本身就比任何戏文都更糙,也更狠。
孔延嗣是被两个博士架出大门的,上马车的时候,脚下踩空了一步。这位在太学讲了一辈子“礼”
的老祭酒,在那一刻,衣冠歪了,鞋也掉了一只。
博士们没人去捡。
他们站在吏部台阶下,看着自家祭酒的狼狈样,再回头看看那块“吏部”
的牌匾,一个个脸色灰败,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王猛那句“才他妈叫文脉”
,像个无形的耳光,把他们抽懵了。
他们回去之后,太学当天就停了课。不是罢课,是讲不动了。有几个老博士把自己关在屋里,半天没出来。
翰林院那面墙下,撕了一半的“亡”
字,像个孤魂野鬼,挂了两天。第三天清早,连那半个字也没了。不知道是哪个怕事的,半夜偷偷给刮干净了。
整个京城的读书人圈子,忽然就安静了。
没人再提《正字辨》,茶馆里的说书先生也识趣地换了段子,开始讲《霍去病千里走单骑》。
不是没人骂。私底下,酒后,三五知己凑在一起,骂王猛是“酷吏”
、“武夫当国”
。但声音小了很多,骂完还要左右看看,生怕隔墙有耳。
他们怕的不是王猛。是王猛背后那个不讲道理的道理。
让燕州的兵能活着回家。
让景昌的农夫不被坑骗。
让杀猪贩葱的儿子也能读书。
这三句话,比任何引经据典都重。谁敢站出来说这三件事不对?
没人。
所以他们只能闭嘴。
两天后,吏部的第二道公文下来了。
这道公文贴得更广,从京畿十二县到两淮三州,每个县城的布告栏上都有一份。
“朝廷于各县开设‘义学’,凡泰昌子民,无论贫富,皆可入学。不收束修,不限出身。教授拼音、简体字、基础算术。由朝廷委派教习,发给薪俸。”
布告贴出来的第一天,没什么人信。
“不要钱?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官府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指不定学完了就要抓你去当兵。”
围观的人多,凑上去看的少。大部分人还是不识字。
直到王阳明派出去的那批年轻学子到了。
京城南门外的永定坊,是个大杂居。车夫、货郎、做小买卖的,都住那儿。坊口有棵老槐树,树底下就是布告栏。
一个叫李长青的年轻学子,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在布告栏下摆了张小桌子,放了一摞纸,一壶凉茶。
他也不吆喝。就坐在那儿,拿张纸,用木炭条在上面写字,一边写一边念。
“天,t-i-ān,天。”
“地,d-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