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籍将领、枢密副使郭倪则反驳道:“御史大人此言差矣!汴京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圣祖朝之所以无虞,赖大军征伐四方,震慑远人耳!今北疆虽定,然隐患犹存,幽云乃中原屏障,定都近边,方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且北京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山峦,形胜甲于天下,岂汴京可比?”
叶适也从经济角度分析:“陛下,迁都确耗资巨大,然非一蹴而就。可分阶段实施,先设行在,逐步迁移。且新都建设,本身可刺激北方经济,带动工矿业、商业展。圣祖基金会愿出资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至于漕运,可疏浚运河,并大力展海路运输,从东海直抵津沽或就近港口,未必不如旧制。”
争论不休。
赵玮端坐不动,直到朝会尾声,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所有嘈杂:
“卿等之争,皆为国计,朕已知悉。然,定都乃社稷大事,非一人一时之见可决。今日,朕不议决,唯布一策。”
他环视全场:“其一,着翰林院、将作监、工部,遴选精干之士,组成‘两京规画使司’,由王应麟总领其事,叶适、郭倪副之,即刻赴北方,于幽燕之地详细勘察地形,比较汴京、洛阳、长安及候选新址之利弊,测绘地图,估算建设、迁移、漕运之费,并征集当地军民、耆老意见。限半年,呈送详尽报告。”
“其二,为示慎重,并体恤圣祖肇基之艰,朕已与太子商议,决定:汴京(东京)永为南都,宫阙官署一应保留,设‘南都留守司’,位同副丞相,总摄南方事务。
朕每年春秋两季,将轮流驻跸南都、北京(新京),以慰南北臣民之心。
长安、洛阳,定为西京、中京,陪都之制,一如奏疏所请。”
这个折衷方案,暂时平息了争论。
它没有完全否定汴京的地位,保留了南都,并承诺皇帝轮流驻跸,照顾了南方官员和怀念“圣祖”
旧都的情绪。
同时,确立了北京作为“常驻京师”
的趋势,并通过“规画使司”
的实地勘察,为最终决策提供依据,也给了各方观察和适应的时间。
“其三,”
赵玮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圣祖遗诏:‘明华夷之辨,行羁縻之策’。新都之设,亦为更有效地经略北疆,控驭四海。此乃‘绍统’之要务,非为逸乐。凡有阻挠勘察、妄议朝政、动摇军心者,依律严惩不贷!”
最后一句,带着不容置疑的帝王威严。
朝会结束,史弥远追上赵玮,低声道:“陛下,此策虽暂安众心,然迁都毕竟动摇国本,老臣以为,仍需从长计议,不可操切。”
赵玮停下脚步,看着这位三朝老臣,平静道:“史相,朕非为迁都而迁都。圣祖留给朕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旧的都城格局、单一的统治中心,已难以适应这新的形势。多都制,是分散风险,更是整合疆域、平衡南北、控驭四方的必要之举。勘察、规划、分步实施,正是为了稳妥。朕意已决,望史相助朕,成此大业。”
史弥远默然。
他听出了皇帝的决心,也隐约感到,这位看似温和的君主,在推动“绍统新政”
和战略布局上,有着与其祖父相似的坚韧和远见。
或许,多都制真是大势所趋?
是年冬,以王应麟、叶适、郭倪为的“两京规画使司”
离京北上。
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数百年政治地理格局的宏大工程,在“绍统”
的年号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北京能否取代汴京,成为这个空前帝国的真正心脏?多都制能否成功平衡各方,巩固统治?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赵玮已坚定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不仅仅是地理中心的转移,更是帝国治理模式从传统向更具适应性、更面向广阔疆域演变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