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701章 华夷之辨新解（第2页）

“陛下，诸公。今日之势，非复汉唐可比。汉武逐匈奴于漠北，乃御外侮；太宗置都护于西域，亦重在羁縻。然我朝今日，西域非仅羁縻，实同内地；回鹘、葛逻禄诸部，非仅藩属，渐为编户。若仍固守旧说，强分彼此，则如杨大都护所言，纠纷日滋，恐生内患。”

他稍顿，环视众人，继续道：“《春秋》大义，在乎‘尊王攘夷’。然‘王’者何？天子也，王道也。

‘夷’者何？无礼义、不尊王化者也。故华夷之辨，其本在文化礼义，而不全在血统地域。昔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行中国之礼义，则为圣王。由此观之，夷夏可变，其枢机在于教化，在于认同。”

朱熹此言，实则是将“华夷之辨”

的重心，从血缘、地域等先天难以改变的因素，转向了文化、礼仪、政治认同等后天可塑的层面。

他强调，只要认同并践行华夏的礼乐制度、伦理纲常、忠于大宋天子、接受王道教化，无论其出身何族，皆可视为“华夏”

之一员。

反之，即便是汉人，若背弃礼义，不遵王化，则与夷狄无异。

一位刚从北庭返京的观察使接过话头，以实例佐证：“臣在北庭见闻，伊丽河谷有回鹘部落，自归附以来，渐习汉语，子弟有入社学读书者，衣着渐同汉制，婚丧祭祀亦多仿华风，且踊跃纳粮应役，助官军巡守。

彼等自谓‘宋人’，邻境汉民亦多与之通婚贸易，和睦无异。

然另有一部，僻处深山，不纳赋税，不遵法令，劫掠商旅，虽同是回鹘，其行径与化外野人何异？若以血统论，二者皆‘夷’；若以行迹论，则判若云泥。

朝廷赏罚教化，自当区别对待，岂可因血统一概而论？”

太子赵昚听得入神，此时开口道：“朱卿之论，与边臣所见，相互发明。然则，于国策律法之上，当如何体现此‘重文化认同，轻血统出身’之新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朱熹早有准备，从容奏对：“臣以为，可于数端着力。

其一，定礼制，明章程。

朝廷可颁行《华夷礼制新编》，不强行一律，但定其大略：凡我臣民，无论汉胡，须尊天子，守国法，纳赋税，服徭役（或折银），此为国本，不可易。

至于衣冠、语言、婚俗、祭礼，可因俗而治，渐加引导，不以汉礼强责胡人，亦不禁胡人慕效华风。

尤当鼓励胡人子弟入学读书，明礼仪，知廉耻。

其二，修律法，一准绳。

现行律令，多有‘化外人’条款，处置不同。

当渐次修订，除谋逆、大逆等十恶重罪，余者民事、刑案，当以事实、律条为断，不宜因涉案者汉胡身份而迥异。

西域、北庭等新附之地，可设‘理藩院’或专司，遴选汉官与土着头人共理词讼，务求公允。

其三，开仕途，示大同。

于科举之外，专设‘边才’、‘译学’等科，或于国子监设‘四夷馆’，招收土着俊秀，学习经史、律令、政务。

学成之后，量才授以边地州县佐贰、巡检、教化等职，使其有晋身之阶，自生向化之心。

其有功劳显着、才德兼备者，虽出身异族，亦可不次擢用，入朝为官，以示朝廷‘四海一家，唯才是举’之公心。”

“其四，”

朱熹加重了语气，“宣教化，弘圣道。此乃根本之图。当广设社学、义塾于边地，教授汉文、儒经、算学，不以强迫，而以利导。

敕令高僧、道长、硕儒，赴西域弘法传道，然须以劝善化民为主，不涉教争。

朝廷可褒奖那些主动学习汉文、改汉姓、着汉衣、行汉礼、与汉人通婚之土着，树为典范。

久之，则礼义风行，声教日广，虽祁连山雪、药杀河水之间，亦无非邹鲁之乡矣。”

赵构听罢，默然良久。

“朱卿所言，深谋远虑，契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