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日语的是个女学生,姓林,北平沦陷时逃出来的,在燕京大学学过日语。她教了张宗兴二十几句常用敬语,还有日本人喝茶、下棋时的礼仪。
“日本人注重礼节,但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你既要恭敬,又不能卑躬屈膝——那样反而会引起怀疑。不卑不亢,最好。”
十天后,张宗兴变了个人。他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折扇,说话慢条斯理,俨然一个落魄文人。连吕正操见了都点头:“像那么回事了。”
十一月初八,清晨。
张宗兴坐上驴车,沿着土路向保定城驶去。
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套说书的行头(惊堂木、折扇)、还有一副围棋。
赶车的是马大年,他今天扮作车夫。
“进了城,一切小心,”
马大年低声说,
“我们在城里有三个接应点,如果出事,按计划撤离。记住,保命第一,情报第二。”
“知道。”
驴车吱呀吱呀前行。
初冬的冀中平原,田野空旷,偶尔有几只乌鸦飞过,叫声凄厉。远处,保定城的城墙轮廓渐渐清晰。
这座千年古城,如今插满了日本旗。
同一日,上海公共租界。
杜月笙坐在“大世界”
三楼的一间包厢里,面前摆着一壶龙井。
窗外是繁华的南京路,电车叮当驶过,行人熙熙攘攘,仿佛战争从未发生过。
但杜月笙知道,这只是表象。
包厢门轻轻推开,一个人闪身进来——是司徒美堂。
他换了装束,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手里拄着文明棍,看起来像个南洋富商。
“月笙,都安排好了?”
司徒美堂在对面坐下。
“安排好了,”
杜月笙给他倒茶,
“今晚十点,船在十六铺码头。英国人的货轮‘皇后号’,直达香港。船上安排了两个弟兄,全程保护。”
司徒美堂点点头,沉默地喝茶。过了一会儿,他问:“‘梅机关’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影佐祯昭还在找你,”
杜月笙冷笑,“他以为你藏在法租界的某处,正挨家挨户搜查。可惜,他想不到你会在大白天,坐在‘大世界’喝茶。”
“灯下黑。”
司徒美堂也笑了,但笑容很快消失,“月笙,我这一走,你在上海的压力会更大。”
“我撑得住,”
杜月笙摆摆手,
“你在香港,把南洋和美洲的洪门力量整合起来,那才是大事。”
“这场战争,光靠国内不够,需要外面的援助——钱、药品、武器,还有国际舆论。”
“我明白。”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杜月笙详细交代了到香港后的联络方式、接应人员、还有几位需要重点联络的海外侨领。司徒美堂认真记下。
黄昏时分,两人离开“大世界”
。在门口分别时,司徒美堂握住杜月笙的手,用力摇了摇:“保重。”
“你也保重。”
司徒美堂坐上黄包车,消失在暮色中。杜月笙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很久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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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悄悄走过来:“先生,车备好了。”
“去码头,”
杜月笙说,“我要亲眼看着他上船。”
夜晚的十六铺码头,灯火管制,一片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