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非正式的咨询通过秘密渠道发出。
叶荣天等待的就是这个信号。
他立刻授权星轮航运的代表,以“民间商业机构”
的身份,与港府相关部门展开了紧锣密鼓但极其低调的谈判。
方案是现成的,技术是成熟的,资金更是雄厚。
谈判焦点集中在两点:
一是水价,二是项目主导权。
叶荣天在两方面都做出了“让步”
:
水价承诺低于同期从内地购水的成本,且同意由港府控股新成立的“港岛海水淡化公司”
,星轮航运及其联盟只参股并负责技术建设和运营管理。
这个方案几乎完美满足了港府的所有面子和里子需求。
既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民生危机、掌握了资产所有权、还获得了更便宜的水源。
项目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短短数月内,设计、勘探、设备采购就已启动,庞大的建设工程在维多利亚港畔悄然展开。
此举在港岛赢得了巨大声誉,卫斯理和其背后的“国际资本”
被媒体誉为“雪中送炭”
。
北边对此保持了沉默,既乐见港岛用水危机缓解,又对西澳资本如此深度介入本地民生工程心存疑虑。
但鉴于其商业形式和港府的主动请求,暂时未加干涉。
武振邦“不主动、不拒绝、负责任”
的策略初显成效。
与此同时,曹碧莲的“泛亚国际人力资源合作总公司”
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
。
公司的招聘广告铺满了天竺和东南亚国家的报纸电台,描绘着前往西澳和南亚“淘金”
的美好蓝图。
报名点人山人海,渴望改变命运的劳工们挤破了头。
高昂的费用未能阻挡他们的热情,许多人甚至借下高利贷来支付“机会成本”
。
曹碧莲坐在四九城的办公室里,看着财务报表上指数级增长的数字,志得意满。
她动用关系,将公司业务迅速扩张到巴铁、孟加啦等国,俨然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垄断巨头。
她甚至开始模仿南亚的“迪文模式”
,试图在输出劳工的同时,掺沙子般安插一些“自己人”
进入南亚和西澳的基层管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