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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死亡的价值（第2页）

对于刚刚经历“腊子河惨案”

、焦头烂额的苏江油田和石油总公司来说，孙德海的死，在最初的震惊、慌乱和恐惧之后，竟然被某些人，在内心深处，隐隐地、不约而同地，视作了一种……“转机”

？

一个可怕的、不能宣之于口，却迅速在相关决策者脑中成形的逻辑链条开始运转：

苏江发生了死亡18人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而且必须是够分量的人。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的原则，以及事故调查“上追一级”

的惯例，苏江油田的党政一把手，孙德海和郑局长，是首要追责对象。现在，孙德海死了。

死了，就意味着他无法再为自己辩解，无法再推卸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对一个死去的、尤其是死在“工作岗位”

上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进行“盖棺定论”

时，往往会带有一种微妙的、倾向于“稳定”

和“照顾”

的考量。

严厉的追责，通常更多地施加在活着的人身上。

那么，将苏江“腊子河”

特大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完全、彻底地归到已经死去的孙德海头上，是不是就“顺理成章”

了？

他作为党委书记，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的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解读为“因事故压力过大、深感愧疚、突发疾病、因公殉职”

。

这样一来，对上（省委、国家部委）、对下（死者家属、职工群众）、对外（舆论），似乎都能给出一个“交代”

：主要责任人已经以生命付出了代价，显示了组织严肃追责的决心，也体现了对逝者的某种“哀矜”

。

而活着的郑局长，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虽然也难逃处分，但相比于“主要责任人”

的罪责，压力似乎就小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对于石油总公司，尤其是对于邹同河本人而言，一个死去的孙德海，作为“顶罪羊”

，远比一个活着的、可能乱说话的孙德海，要好控制得多，也“安全”

得多。

死人不会申辩，不会翻供，不会牵扯出其他可能更麻烦的问题（比如总公司层面的安全管理漏洞、对下属企业长期疏于监管等）。

于是，在孙德海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几个小时后，石油总公司党组的意志，就开始迅速而隐秘地贯彻下去。

首先，是“统一口径”

。由总公司办公厅牵头，组织部、安监局、苏江油田相关人员参加，召开紧急闭门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客观、准确、稳妥”

地向上级报告孙德海的死亡原因，以及如何“公正、严肃、恰当地”

认定他在“腊子河”

事故中的责任。

会上，气氛诡异。有人还沉浸在震惊和悲戚中，发言带着真实的悲痛和对老书记的同情。但很快，来自总公司层面的、看似公正、实则不容置疑的“指导性意见”

就占据了主导。

“孙德海同志的突然离世，我们都很痛心。他在石油战线工作近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一点，组织上是肯定的。”

主持会议的一位总公司党组成员，语气沉重地开场，“但是，功是功，过是过。‘腊子河’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作为苏江油田的主要负责人，孙德海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这是事实，不容回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现在，孙德海同志不幸去世，这对他个人和家庭是巨大的悲剧，对事故的后续处理，也增加了复杂性。我们要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地认定他的责任，也要……考虑实际情况，维护稳定大局。”

“实际情况”

和“稳定大局”

，这两个词被刻意加重。所有人都听懂了弦外之音。

“关于孙德海同志的死亡原因，”

这位党组成员继续道，语气变得极为“严谨”

，“根据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直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也就是心源性猝死。这是一个医学事实。至于发病诱因，医生也提到了情绪激动等因素。孙德海同志在得知‘腊子河’事故的严重后果后，情绪悲痛、压力巨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他对事故的发生是深感痛心和自责的。这种心情，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最终导致了不幸。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事故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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