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就不见人了,电话也打不通。”
李晨顿了顿,“白叔,您别急,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但我想知道,白露来东莞参加比赛,是为了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老人的叹息声,很重,很沉。
“李老板,”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家……命苦啊。”
李晨没说话,等老人继续说。
“白雪那丫头,走得不明不白。”
老人说,“警察说是车祸,我们不认可。我们老两口从老家跑来东莞,想讨个说法,可人微言轻,谁理我们啊?”
“后来您把股份卖给我了。”
李晨说。
“是,那是没办法。”
老人苦笑,“家里还有个小的要上学,老伴身体不好,常年吃药。那笔钱,我们得拿着。可心里……心里憋屈啊。”
李晨能理解那种感受。底层人的悲欢,在权势面前轻如鸿毛。
“白露那孩子,”
老人继续说,“跟她姐感情好。白雪出事的时候,白露还在念高三。她哭了好几天,然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拼命学习,说要考到广东来,要查清姐姐的事。”
“所以她考了艺术学院?”
李晨问。
“对,就在东莞。”
老人说,“来了之后,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听她姐的事。可一个学生,能打听到什么?她去过几次派出所,人家都说案子结了,是意外。”
“然后呢?”
“然后她就看到了你们那个比赛。”
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她说,这种比赛有电视台直播,有关注度。她要是能出名,能引起关注,说不定就能让上面重新调查她姐的案子。”
李晨明白了。
白露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天真——用公众关注度倒逼司法关注。这法子不一定有用,但对她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孩来说,这是唯一能想到的路。
“可她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李晨问,“按理说,马上决赛了,她更应该抓紧这个机会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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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李晨能听到老人粗重的呼吸声,还有压抑的啜泣。
“白叔?”
李晨试探地问。
“李老板,”
老人的声音在发抖,“一个星期前,白露打电话回家,说……说她可能找到线索了。”
“什么线索?”
“她没说清楚。”
老人说,“就说她认识了一个人,那人说能帮她。但要她……要她拿一样东西去换。”
李晨的心一沉:“什么东西?”
“她姐留下的东西。”
老人说,“具体是什么,她没告诉我们。只说是她姐生前藏起来的,可能跟什么账本有关。”
账本。
这个词让李晨的神经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