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是张卫国送进去的,搁在门口,他端进去,又原样端出来,没动。
三天后,他出来了。
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眼睛还亮。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忽然说:
“张先生,陪我喝杯酒吧。”
张卫国陪他喝了。
那天的酒喝得很慢,一杯接一杯,谁也不说话。喝到黄昏,包拯忽然说:
“五年。”
张卫国看着他。
“包勉死了五年,嫂子才走。”
包拯说,
“这五年,她一个人,怎么过的?”
张卫国没说话。
包拯端起碗,喝了一口,慢慢咽下去。
“她说她不怪我。可她不让我去过年。
她知道我看见她会难过,她也知道她看见我会难过。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五年。”
他看着碗里的酒,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她死了,我都没见上一面。”
张卫国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她让你别怪自己。”
包拯点点头:“我知道。”
“那你怪不怪?”
包拯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那张黝黑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悔恨,只是一片平静,像冬天的湖面。
“不怪。”
他说,“我做了该做的。她做了该做的。包勉……也做了他该做的。”
张卫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不是不难过。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化成别的东西。化成那个家训,化成那些奏章,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
这就是包拯。
他把所有的柔软,都藏起来了。藏得那么深,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只有在酒后的深夜,只有在张卫国面前,才偶尔露出一角。
可那一角,已经够了。
嘉佑七年春,包拯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