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未亮便背着柴筐进山,穿梭在荒山野岭,捡拾枯枝、劈砍干柴,直到暮色沉沉、天色漆黑,才背着满满一筐沉重的柴火蹒跚归家。
每次归来,她都累得腰背酸痛、直不起身,满脸尘土炭灰,双手磨出层层厚厚的老茧,手臂、脖颈布满被树枝划伤的细密血痕,新旧伤口层层叠加。
罗文凯只要不上学,就必定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上山,年纪小小的他,力气微薄,帮不上太重的忙,只能跟在身后捡拾枯枝、整理柴筐。
可哪怕只是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忙,也能稍稍减轻母亲肩头的重量,让她少一分奔波劳累。
村里的邻里大多淳朴善良,知晓罗家的冤屈与难处,满心同情,总能在暗处默默帮扶一把。
有人偷偷塞来一把杂粮大米,有人悄悄送来几个刚挖的新鲜红薯,有人在母亲下地劳作时,主动帮着照看年幼的弟妹,从不张扬,也不求半点回报。
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从来都是相伴而生。
总有一些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邻居,见罗家失势落难,立刻换了一副刻薄嘴脸。
他们扎堆在村口巷尾,对着罗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肆意抹黑父亲的名声,辱骂他是“反革命右派”
,连带四个孩子,也被冠上了“右派崽子”
的污名。
话语里的鄙夷、轻蔑与不屑,像冰冷的刀子,一下下扎在罗家人的心上。
罗文凯时常在路上偶遇这些人,他们要么立刻扭头躲闪、视而不见,要么刻意干咳一声,假意疏离。
可那些躲闪又鄙夷的眼神,像细密的针,密密麻麻扎在罗文凯心上,带着赤裸裸的厌恶、排斥与轻视,比打骂更让人难堪。
那种被全世界孤立、鄙夷的滋味,深深刺痛着年少的罗文凯,让他生出深深的自卑与怯懦。
他只能死死低着头,攥紧拳头,快步匆匆走过,不敢抬头与人对视,心里一遍遍咬牙告诫自己:忍下去,一定要坚强,总有一天,要洗刷父亲的冤屈。
生活的苦难从未止步,反而层层加码,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逼入绝境。
某天,两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径直来到生产队,当着全村所有社员的面,当众宣读通知,定性父亲为右派分子。
并且明确规定,罗家所有家属必须就地接受劳动监督改造,不得享有任何优待,与普通村民区别对待。
一纸通知下来,彻底击碎了一家人最后的安稳,母亲成了村里重点监督、刻意针对的对象。
生产队长分派农活时,永远把最苦、最累、最脏、没人愿意碰的活计,全部压在母亲身上。
别人挖松软好挖的红薯地,偏偏让母亲去挖土质坚硬、满是碎石的荒地;别人割长势饱满、收割轻松的稻田,偏偏让母亲弯腰割低矮杂乱、最难打理的稻丛。
别人挑轻便短途的粪担,母亲永远要挑最重、最满、路途最远的担子,日日超负荷劳作,受尽刁难。
彼时全国正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全员劳动力日夜赶工,哪怕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也不许停歇片刻。
罗文凯至死都记得那个酷寒的深冬,寒风怒号、滴水成冰,清晨的天色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
尖锐刺耳的出工号角骤然划破寂静的黎明,凄厉的声响穿透寒风,强行撕碎了村庄短暂的安宁,也击碎了罗家仅有的温存。
水库工地工期紧迫,所有人必须准时到岗出工,母亲身为监督改造家属,更是半点不敢懈怠,迟到、早退都会被当众批评问责。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能每天凌晨摸黑起床,借着一盏煤油灯微弱的微光,小心翼翼唤醒熟睡的四个孩子。
她怕零下的寒风冻醒孩子、冻坏身子,怕无人照看的孩子们乱踢被子着凉,家里穷得叮当响,一旦生病,无钱医治,只能硬扛,根本扛不住一场风寒。
她轻手轻脚给四个孩子逐一穿好棉衣,裹紧被褥,一遍遍低声叮嘱他们乖乖躺着,不许乱动、不许掀被子,等她傍晚归来。
四个孩子明明已经彻底清醒,却只能乖乖蜷缩在被窝里,不敢翻身、不敢出声。
小小的被窝里,四个孩子两两相望,眼底满是委屈与惶恐,悄无声息地掉着眼泪。
他们死死捂住嘴巴,压抑着哭声,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既怕引来外人非议,又怕拖累辛苦劳作的母亲。
微弱的哭声消散在凛冽的寒风中,无人知晓。
哭累了,天也渐渐亮了,呼啸的寒风依旧拍打着破旧的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
孩子们默默爬起床,胡乱啃几口母亲提前备好的、冰冷发硬的红薯和野菜粥,草草填饱肚子。
随后,年长的罗文凯带着弟妹,该上学的上学,年纪太小的就送去村里临时搭建的简陋托管班。
那托管班是特殊时期的临时产物,没有正经教室,没有授课老师,只有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孤零零照看一群无人照料的孩童,冷冷清清,毫无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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