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凯是罗家的长子,身下压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村里一间不足三十平的土坯瓦房里,日子全绑在父亲每月那固定的35元工资上。
五十年代的物价看着低廉,可架不住张嘴吃饭的人多,柴米油盐、针头线脑样样都要抠着算,母亲每天拨着算盘珠精打细算,哪怕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家人的日子依旧捉襟见肘,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常态。
时至今日,罗文凯的脑海里,依旧清晰刻着儿时最奢侈的画面,那是贫苦岁月里唯一的甜。
只有逢年过节,父亲才会咬咬牙,从供销社割一小块带肥油的五花肉,不敢多买,巴掌大小的一块,便是全家四口孩子整年最期盼的荤腥。
母亲会格外珍惜这点肉,细细切成细碎的肉末,拌进熬得稀薄的杂粮粥里,整间土屋瞬间飘起淡淡的肉香。
兄妹四个早早搬着小板凳,团团围在灶台边,四只小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晃动的肉末,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惊扰了这难得的美味。
每到吃饭时,父母总会把碗里仅有的肉末全都挑给孩子们,自己低头扒着纯白米汤熬的寡粥,一口荤星都不沾,默默咽下所有清苦。
那时候的日子穷,却安稳,有父母撑着家,再苦的日子也有奔头,可这份平淡的幸福,在1957年彻底戛然而止。
原本难熬的清贫,骤然变成了灭顶的灾难,像一张密不透风的黑色大网,死死罩住了整个罗家,勒得一家人喘不过气,再也挣脱不开。
这一年,罗文凯刚满七岁,才上小学二年级,懵懂无知的年纪,根本听不懂大人口中晦涩的“右派”
,也不知道什么是“公开批斗”
。
他只牢牢记得那一天的画面,天色阴沉得压抑,连院子里的老槐树都纹丝不动,几个身着整齐中山装、胳膊套着鲜红红袖章的陌生人,猛地踹开了罗家单薄的木门。
这群人语气冰冷、态度蛮横,二话不说就上前架住了老实本分的父亲,要将他强行带走。
临行前,一向挺拔的父亲缓缓低下头,粗糙的手掌轻轻摩挲着罗文凯的头顶,掌心带着常年握笔的薄茧,温度却格外滚烫。
父亲眼底翻涌着无尽的愧疚、不舍与不甘,嘴唇反复翕动,最终却硬生生咽下了所有话语,一句解释、一句嘱托都未曾留下。
年纪尚小的罗文凯攥着父亲的衣角,看着陌生的大人钳制着自己的父亲,心里又慌又怕,却死死咬着牙不敢哭出声。
很久之后,他才从邻居零星的闲谈中,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性子耿直刚烈,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看不惯当时教育界敷衍潦草、权责混乱的乱象,便直言不讳地向教育局长上书劝谏。
他一腔赤诚为民为教,言语坦荡无避讳,却不慎触怒了心胸狭隘的局长,两人彻底闹翻,结下了死怨。
就因为这一次仗义执言,父亲被人刻意罗织罪名,硬生生扣上了“右派分子”
的沉重帽子,从此跌入深渊。
此后数月,父亲日复一日被拉去公社的晒谷场,偌大的晒谷场挤满了围观的村民,嘈杂的斥责声、谩骂声日日不绝。
他总是被人按着脑袋,被迫低着头接受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口诛笔伐,时不时还要遭受无端的推搡和拳脚殴打。
罗文凯曾趁着放学偷偷跑去远远看过一次,那一幕,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阴影。
父亲平日里整洁干净的中山装被扯得破烂不堪,衣料磨出毛边,胸口领口处满是褶皱污渍,脸颊和脖颈上布满清晰的淤青血痕。
哪怕受尽折辱、满身伤痕,父亲的脊背依旧挺得笔直,从未有过半分卑微低头,骨子里的倔强,在漫天非议中格外刺眼。
那一刻,七岁的罗文凯心里,一半是直面这场闹剧的极致恐惧,一半是看着父亲受苦的锥心心疼。
漫长的批评结束后,父亲没有等来归家的机会,反而被直接押送到了百里之外、荒无人烟的深山劳改农场强制改造。
那地方群山环绕、山路崎岖险峻,荒草比人高,外人极少涉足,村里的老人都说,但凡进去改造的人,十有八九熬不出头,很难完好无损地活着出来。
整整三个月杳无音信,一家人日日悬心,就在所有人快要熬不住的时候,父亲终于托一位下山办事的老乡,捎回了一句口信。
没有牵挂家人的温柔叮嘱,没有诉说苦难的只言片语,只有一句冰冷的要求,让母亲备好生活用品、换洗衣物、厚棉被和干粮,尽快送去农场。
寥寥数语,字里行间浸满了透支身心的疲惫,还有无处诉说的无奈,隔着千山万水,都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绝境中的煎熬。
彼时的罗文凯年纪太小,根本不懂百里山路的艰险,不知道翻山越岭的路途有多磨人。
他只记得,闻讯赶来的小叔,连夜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借着摇曳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给母亲编织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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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绳摩擦掌心的沙沙声伴着小叔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响彻寂静的深夜,每编完一双,他的眉头就皱得更紧一分。
小叔一边加快手上的动作,一边低声叮嘱:“去那农场要翻六七座大山,全程都是泥泞土路和尖锐碎石,连正经路都没有,只能边走边问路,一来一回要走好几天,多备几双草鞋,免得鞋底磨穿,脚被碎石扎烂。”
夜色深沉,煤油灯的灯芯燃得滋滋作响,映着满屋的压抑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