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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0章 这种人心黑着呢（第2页）

李大爷重重地叹了口气，烟袋锅子又磕了磕，“那时候土改，划定阶级成分可是天大的事，半点都不能错，全按占有土地的多少来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差一分地，成分就不一样，一辈子的命运都得改。

武占岭家里本来就几亩薄地，顶多能划个富农，可就因为这多出来的十五亩地，地契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他有口难辩啊！”

“没人信他的话吗？他不能跟工作组解释，这地不是他的？”

吕晓筠急得声音都提高了几分，眼里满是不甘——凭什么，一个老实人，要为别人的算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解释有啥用？”

李大爷苦笑一声，“那亲戚早就吓得跑没影了，找不到人对质，地契上明明白白写着武占岭的名字，工作组只认地契，不认辩解。就这么着，武占岭硬生生被划为了地主，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从此抬不起头，天天被批斗、被安排最苦最累的活，连家里人都跟着受牵连，被人戳脊梁骨。”

说到这儿，李大爷又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怜悯：“哎，都是命啊！怪就怪武占岭命不好，太老实，心太软，没敢拒绝亲戚的请求。其实他家条件是真差，我去过他家一次，茅草屋漏风漏雨，土炕是凉的，锅里常年只有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吃穿还不如咱队里最穷的贫农，身上的褂子打了补丁又补丁，冬天连件厚棉袄都没有，冻得瑟瑟抖也不敢说。”

听了这些，吕晓筠只觉得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来，手里的窝头再也咽不下去了。她想起每次出工，武占岭总是默默站在最边上，干最苦最累的活，别人骂他、挤兑他，他也从不吭声，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干活。

再见到武占岭的时候，吕晓筠看着这个头花白、背有些驼的老人，心里怎么也恨不起来了，那些“阶级敌人”

的标签，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刺眼，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同情和怜悯。

按当时的话说，就是“带着阶级感情，体恤阶级异己分子”

，可吕晓筠知道，她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

，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老人，太冤、太苦了。

之后再出工，只要碰到武占岭，吕晓筠就会主动凑过去，跟他聊聊天，问问他家里的事，聊聊干活的心得，有时候还会偷偷塞给他半个窝头。

她知道，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却想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让武占岭感受到一点人间温暖，淡化彼此之间那层冰冷的“阶级隔阂”

。

相处久了，吕晓筠现，武占岭就像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钉，从没有一句怨言。

大队里的几个小队，不管哪个地方缺人手，不管是挖渠、割麦，还是烧砖瓦窑，只要头一天跟他打个招呼，第二天天不亮，他准会准时出现在那里，比队里的年轻社员还勤快，干起活来不惜力，汗流浃背也从不歇一歇。

不像其他社员，只守着自己小队的活，多干一点都不愿意。

一开始，吕晓筠以为，武占岭这么卖力地出工，也能像其他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粮食，至少能让家里人吃上一口饱饭。

可直到有一次，她被大队书记叫去办公室帮忙整理文件，偶然翻到一份盖着红章的复函，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是一份关于阶级分子工龄计算的复函，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武占岭前几年干的所有活，都只能算劳动改造时间，不算工分，一分钱、一粒粮食都得不到，直到1966年，抓住“四清运动”

的尾巴，他才开始算工分。

那一刻，吕晓筠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疼得厉害。

她这才知道，1963年到1966年，全国刮起了“四清运动”

的风，一开始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

，查的是社员的工分有没有算错、大队的账目有没有问题；可到了后期，城乡都变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连人的思想都要查，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成“坏分子”

。

而在这次运动中，不少像武占岭这样，表现好、老实劳动、得到群众认可的阶级分子，都得到了“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