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连忙还礼:“徐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辛苦。”
徐骥摇摇头:“不敢称先生。晚生是奉家父之命,给大人送一套书来。”
他把脚边一个蓝布包袱提到桌上,解开包袱皮,里面是六册装订整齐的刻本。封面题着四个字:《农政全书》。
袁崇焕愣了愣:“徐先生,送农书给我?”
徐骥点头:“家父说,辽东边镇,粮饷是第一难事。他在上海这些年,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宁远城边有荒地可垦,若能兴办军屯,一两年内可减省三成粮草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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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开其中一册,指着其中一卷给袁崇焕看。
“甘薯。”
袁崇焕低头看那书页,是手抄的刻本,字迹端正,密密麻麻地写着种植之法。他认得那些字,有些是徐光启自己的批注,有些是抄录的古籍。
“甘薯这东西,家父在《农政全书》里专门写过。”
徐骥指着文字念道,“‘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民间渐次广种,米价谅可不至腾踊矣。’”
他抬起头,看着袁崇焕:“大人,甘薯这东西,耐旱,不择地,亩产是麦子的三倍。辽东风多沙土,种麦子不行,种甘薯兴许可行。”
袁崇焕沉默良久,低头一页一页地翻那书。书里有图,画着甘薯的藤、叶、块根,还有种植的步骤:育苗、剪茎、扦插、窖藏。每一幅图旁边都有详细的说明,用什么土,浇多少水,什么时候收,怎么藏过冬。
他想起小时候在广东老家,地里也种过甘薯。那时候不觉得稀罕,只当是寻常吃食。如今在这辽东风沙里,看着那些图,竟觉得亲切起来。
“徐先生……还说了什么?”
他问。
徐骥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
袁崇焕接过,拆开。是徐光启的亲笔信,字迹苍劲,只有寥寥数语:
“元素兄足下:
辽事至此,非战之罪,乃粮饷不继、兵械不修之故。弟每念及此,夜不能寐。
农书粗陋,然实学也。甘薯育苗之法,军屯役田之制,皆可行于辽东。兄若有意,可择荒地试种,不必求多,先种十亩,观其成效。若能推广,则辽东军粮可减三成转运之劳。
另附甘薯种一袋,乃弟自上海带来,可交可靠农人试种。
兄守宁远一日,大明辽东一日不亡。
弟光启顿首。”
袁崇焕把信看了三遍。
“兄守宁远一日,大明辽东一日不亡。”
他攥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那句话。徐光启远在上海,离辽东几千里,却比那些在京城里争权夺利的人更明白,辽东的安危意味着什么。
他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怀里。
“徐先生的书,本官收下了。”
他对徐骥说,“请你回禀令尊:辽东军屯之事,崇焕会尽力推行。只要宁远还在,甘薯就在。”
徐骥郑重地一揖:“晚辈代家父谢过袁大人。”
袁崇焕转向陈祖苞。
“传令下去,从各营抽调五百人,在城东划出千亩荒地,试种甘薯。种子徐先生既然带来了,今年秋天务必试种一季。挑懂农活的老兵去种,告诉他们,种好了,本官从自己的俸禄里拿钱赏他们。”
陈祖苞愣了一下:“大人,您的俸禄已经半年没发了”
“那就赊着。”
袁崇焕摆摆手,“先种下去再说。”
陈祖苞领命而去。
徐骥也起身告辞。他还要赶回上海,徐光启在等着他的回音。袁崇焕送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路上小心。若遇盘查,就说是我袁崇焕的亲戚,来辽东探亲的。”
徐骥点点头,翻身上马,带着两个随从消失在巷子尽头。
袁崇焕站在门口,望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站了很久。
他想起万历四十七年的事。
那一年他中进士,被授邵武知县。赴任前,去京城述职,在一个饭局上见到了沈墨轩。那时候沈墨轩还是户部尚书,新政刚刚推行到一半,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他一个七品小官,本来没资格跟尚书说话,可沈墨轩偏偏走过来,问他:“听说你愿去辽东?”
他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