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站在她旁边,离工作台大约半米的距离,没有凑过来,也没有问“什么东西”
。他只是安静地等着,等她自己说下去。
“我看到一个僧人。穿着灰袍,走在石板路上。他手里拿着——”
柯依柳顿了一下,“半壶纱。”
她故意说了这三个字,然后侧过头去看白三生的反应。
白三生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只是微微眯了一下眼睛,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好几秒,他才开口,声音比刚才在楼下时低了很多。
“我看到的,是一件袈裟。”
“你在哪儿看到的?”
“在法门寺。”
白三生说,“六年前我去陕西写生,法门寺地宫刚出土一批唐代丝织品,其中有一件紫红色的袈裟,保存得相对完好,被放在密封展柜里展出。那天展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展柜前站了两个小时。”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袈裟上绣的一行小字。是金线绣的,大部分已经脱落了,剩下几个还能辨认的字是——”
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写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柯依柳。
写本的那一页上用铅笔勾勒出一件袈裟的轮廓,袈裟的下摆处画了一行模糊的字迹,旁边用工整的小楷标注着:半字可辨,一“青”
,一“花”
,一“渡”
,余皆漫漶。
柯依柳把写本还给白三生,转身走到工作台前,把盖在《青花瓷片图》上的素绢揭开。
画幅在灯光下静静地躺着。三片青花瓷碎片,一支秃笔,一方老砚,绢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泛黄暗,釉里红的缠枝莲纹却依然鲜艳,像是血液凝固之后又被时间稀释成了这种介于红和褐之间的颜色。昨天那个僧人的背影还在瓷片纹饰里,比她昨天看到的时候又清晰了几分——现在她甚至能看清他僧袍的下摆沾了泥点子,走路的时候右脚的鞋底快要磨穿了,露出来一点灰色的袜子。
身后白三生没有出任何声音。
柯依柳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回过头去看他。
白三生站在原地,脸色白,嘴唇紧抿成一条线,眼睛死死地盯着画面上那个僧人的背影。他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是灯光反射出来的亮光,但那亮光在颤抖——他在抖。
“你怎么了?”
白三生没有回答。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工作台前,伸出右手,悬在画面正上方,手指微微张开,像是在隔空触摸那个僧人的背。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久到柯依柳以为他要把手收回去了,他才开口说话,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这个背影,我画过。”
柯依柳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我画过这个背影。”
白三生重复了一遍,语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是临摹别人的画,也不是写生。是我自己的画。是我十八岁那年在敦煌画的。”
日光灯的镇流器出细微的嗡嗡声,窗外有鸟飞过,影子从百叶窗的缝隙里一闪而逝。修复室里安静极了,安静到两个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那一年我在敦煌。”
白三生把悬在画上的手收回来,拉了一张凳子坐下。他的坐姿很直,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个在佛前跪惯了的人。“我从小跟着祖父长大。我祖父是云南大理一所小庙的住持,不是什么名山大刹,就是苍山脚下的一个观音院,香火稀稀拉拉的,平时来烧香的都是在附近种田的农民。我父母在我三岁那年离婚,母亲去了国外,父亲把我丢给祖父之后就去广东做生意了,一年到头见不到人。我是在庙里长大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任何自怜或者怨怼的成分,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像在念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档案。
“庙里有一尊观音像,是明代的,泥塑金身,不大,大概一尺七寸高。脸上的金漆已经被香火熏得黑,但眼睛画得好,低眉垂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在看着你。我小时候喜欢爬到供桌上坐着,和观音面对面。祖父撞见了也不骂我,只是把我抱下来,说观音面前不能没规矩。等他一转身,我又爬上去了。”
“我七岁开始跟祖父学画。庙里的墙壁上有一些明代留下的壁画,大部分已经剥落了,还剩了一角,画的是一枝莲花和半个人物的衣袂。我每天对着那一角壁画临摹,没有宣纸,就用祖父裁剩的毛边纸,没有专业的毛笔,就用庙里抄经用的羊毫小楷。这样画了八年。”
“十五岁那年,我画了一幅观音像。全凭想象画的,没有对着任何粉本。画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拿去给祖父看。祖父看了一眼,说:你画的不是观音。”
柯依柳问:“他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