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紧张,”
她说,“是你姑父。”
嘉禾点点头。
“我知道。”
他知道是他姑父。可他还是紧张。
四十年了。一个他从九岁起就再没见过的人,一个只在信里说过话的人,一个在几千里外的小岛上做了三十八年锅包肉的人。
明天,不,今天,就要站在他面前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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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嘉禾和建国去了火车站。
北京站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俩站在出站口,举着个牌子,上头写着“陈大勇”
三个字。
建国举牌子,嘉禾站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出站的人流。
一拨人出来了。没有。
又一拨人出来了。没有。
第三拨人出来了。还是没有。
建国的手举酸了,把牌子换了个手。
“会不会是明天的车?”
嘉禾摇头。
“电报说今天。”
他们继续等。
十一点二十,又一拨人涌出来。
嘉禾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过。忽然,他定住了。
人群最后头,走着一个老人。
很老很老的老人。个子很高,可是驼了,背弓得像一张弓。头全白了,白得像雪,稀稀疏疏贴在头皮上。他拄着一根拐杖,走得很慢,一步一挪。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洗得白了,可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纸盒子,黄颜色的,上头印着几个字,看不清。
他走到出站口,停下来。
四下看了看。
看见那块牌子——“陈大勇”
。
他愣住了。
然后他笑了。
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假牙,白得亮。
嘉禾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建国先反应过来。他把牌子往嘉禾手里一塞,跑过去。
“姑父!”
老人看着他。
“你是……建国?”
建国使劲点头。
老人的眼睛红了。他把拐杖换了只手,伸出右手,握住建国的手。
握得很紧。
“长这么大了。”
他说,“我走的时候,你才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