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婉看着那块蓝布,厚实,暖和。她接过来,摸着,心里酸酸的,又甜甜的。这个男人,六十岁了,为了她和孩子,挑着担子去卖炸糕。这份心意,比什么都珍贵。
从那天起,沈德昌每隔两天就去一次集上。天不亮就走,晌午回来。生意时好时坏,有时能卖四十文,有时只能卖二十文。但不管多少,他总带点东西回来:一块布,几个鸡蛋,或者一小包红糖。
静婉用他带回来的布,给孩子做了棉袄棉裤,又给沈德昌做了双棉鞋。她的手艺不好,针脚歪歪扭扭,但沈德昌穿上,说:“暖和。”
孩子三个月了,会笑了,会咿咿呀呀地说话了。静婉抱着他,教他:“爹,叫爹。”
孩子张着嘴:“啊……啊……”
沈德昌在一旁看着,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他伸手逗孩子,孩子抓住他的手指,往嘴里塞。
“这小子,劲大。”
沈德昌说,眼里全是宠溺。
日子就这样过着,清贫,却温暖。有了孩子,家里多了生气,多了笑声。沈德昌挑担子卖炸糕,静婉在家带孩子、做饭、做针线。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十一月,天冷了。沈德昌卖炸糕时,看见集上有人在卖羊毛。他摸了摸,软,暖。一问价钱,不贵。他咬咬牙,买了二两——给静婉做副手套,她手总是冰凉的。
回去后,他把羊毛给静婉:“给你做手套。”
静婉接过来,羊毛软软的,带着羊膻味。她看着沈德昌冻得通红的手,心里一疼:“给你做吧,你总在外面跑。”
“我用不着,”
沈德昌说,“你手凉,戴着暖和。”
静婉不再推辞。她把羊毛捻成线,织了副手套。织得不好,松松垮垮的,但暖和。她给沈德昌戴上,沈德昌的手在手套里,暖了,心也暖了。
夜里,孩子睡了。两人坐在炕上,一个做针线,一个补衣裳。油灯的光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融在一起。
“沈师傅,”
静婉忽然说,“等建国大了,教他做饭吧。你的手艺,不能失传。”
沈德昌点点头:“教。等他五六岁,就教他择菜,七八岁,教他和面。一点点来,不急。”
“也不知道这世道,等建国大了,会是什么样。”
静婉轻声说。
“不管什么样,有手艺,就饿不死。”
沈德昌说得很笃定。
静婉笑了。是啊,有手艺,就饿不死。这是沈德昌常说的话,也是她现在的信仰。在这乱世里,什么都是虚的,只有手艺,是实实在在的,能养活人,能让人挺直腰杆。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吹得窗纸哗哗响。可屋里暖和,炕热,人心也热。孩子睡在中间,小脸睡得红扑扑的。静婉和沈德昌各在一侧,守着孩子,守着这个家。
这是民国三年的冬天,是沈建国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冬天。外面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可在这个小小的农家院里,在这个四间北房、两棵枣树、一口甜水井的家里,有一个新生命在成长,有一对夫妻在努力,有一种希望在萌芽。
夜深了,静婉吹了灯。屋里暗下来,只有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霜白。她躺下,摸了摸身边的孩子,又握住了沈德昌的手。
“睡吧。”
沈德昌说。
“嗯。”
两人都闭上了眼睛。屋外,北风呼啸;屋里,呼吸平稳。这个小小的家,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小舟,虽然颠簸,却稳稳地向前。
因为舟上有爱,有责任,有那个闷声不哭却眼神明亮的孩子——沈建国。他是这个家的未来,是乱世里的一点光,是静婉和沈德昌所有的希望和勇气。
夜深,人静。只有孩子的呼吸声,细细的,均匀的,像春风吹过麦田,带来生机,带来希望。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沈德昌还会挑起担子去卖炸糕,静婉还会在家带孩子做饭。日子还会这样过下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直到孩子长大,直到世道变好。
这是普通人的日子,是乱世里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柴米油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坚持。可正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坚持,撑起了这个国家,撑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第一声啼哭已经响起,虽然闷闷的,却真实有力。它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也宣告了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乱世的风雨中,生命在延续,希望在生长。
静婉在睡梦中,嘴角微微上扬。她梦见孩子长大了,会跑了,会叫娘了,会跟着沈德昌学做饭了。梦很甜,很暖,像冬日的阳光,照亮了她余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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