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说:“回明府,本县官员考簿都存于吏库中。明府若要查阅,下官这就让人取来。”
“有劳。”
王永昌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片刻后,他带着两个胥吏走了进来,每人手里都捧着一摞文书。他们把文书放在文安面前的案桌上,码得整整齐齐。
王永昌指着那些文书说:“明府,这是长安县所有流内官的考簿,包括您的在内,共十六份。还有长安县的户籍底册、赋税册、刑名册的副本,也都在这儿了。”
文安看着那堆文书,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十六份考簿,加上那些户籍赋税刑名册,够他看一阵子了。
“好。王主簿先去忙,本官先看看这些。”
王永昌应了一声,带着那两个胥吏退了出去。正堂里又恢复了安静。文安坐在案桌前,拿起最上面一份考簿,展开,开始看。
第一份是张礼的考簿。
张礼,字子谦,京兆万年人,年四十三。贞观元年以明经及第,授汧阳县尉。贞观三年迁长安县丞,分管长安县坊市,也就是俗称的坊丞,至今在任。考簿上记载了他的历任官职、考课记录、奖惩情况,还有一些旁注,像是一笔带过的评价。
文安看得很仔细。考课记录上,张礼连续三年的考课都是“中上”
,算不上特别突出,但也不差。旁注里写了几句“勤勉”
“能任事”
“与同僚相处甚得”
之类的话,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评价。
文安放下张礼的考簿,拿起第二份,是崔明的。
崔敬瑭,字子光,京兆万年人,年四十五。贞观元年以秀才及第,授长安县尉。贞观二年迁长安县丞,分管长安县乡里,也就是俗称的乡丞,至今在任。考课记录比张礼略好,有一年得了“上中”
,其余几年也是“中上”
。
不过在贞观初年能以秀才及第,很难能可贵了,放在长安县当一个县丞,倒是不算屈才。
但文安注意到旁注里有一句话,字迹极小,像是随手写的,写着“刚直,不与人同”
。文安看了那四个字一会儿,才放下崔明的考簿,拿起第三份。
接下来是主簿、县尉、录事、市令等人的考簿。文安一份一份地看,看得很仔细,每一份都要花上一炷香的时间。
他看完一份,就放在左手边,然后拿起下一份,继续看。眼睛渐渐有些酸,他揉了揉眼角,又继续看。
看了两个多时辰,才将十五份考簿全部看完。他放下最后一页,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十五个人,十五种背景,十五种性格。
像张礼、崔敬瑭、王永昌、郑明正(籍簿主簿)这样的,都是在任多年的老吏,对长安县的事务了如指掌,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最需要小心对待的。
像周宁(县尉之一)、赵元忠(县尉之一)这样的年纪稍小的官员,或许更容易亲近,但他们的根基太浅,未必能帮上什么忙。
另外,文安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张礼和崔敬瑭两人的履历上,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长安县任上待了三年以上。
三年,按照考课制度,已经够升迁了。但两人至今都没有动过位置。这说明什么?说明要么是两人都有什么问题,要么是长安县这个位置确实不好坐。
他又拿起张礼的考簿,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考课记录。连续三年“中上”
,确实不错,但“中上”
这个评价,意味着离升迁还差一步。
崔敬瑭的情况类似,有一年得了“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