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9日,上午九时四十分,沈阳皇姑区机床厂办公楼
李振邦的手还在微微抖。
林锋没有催促,只是收回桌上的《入城布告》,安静地等着。窗外传来零星的喧哗——厂区停电后,工人们自聚集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警卫排的士兵握着枪,双方对峙着。没有枪声,但空气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李处长。”
林锋把布告揣回怀里,“你刚才说,厂里三百多号工人,还有警卫排三十三个弟兄。这话说了一半,另一半你没说。”
李振邦抬起头,眼神里还残留着惊惶。
“你没说的是,”
林锋看着他的眼睛,“这三百多号人里,有多少是从‘九一八’就在厂里的老人,有多少是当年被日本人从关内骗来的劳工,有多少是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拉去当兵、女儿被弄进纱厂就再没回来的。他们凭什么替你们这些当官的陪葬?”
这话像锥子,刺破了李振邦最后那层薄薄的自我保护。他嘴唇翕动,半晌才挤出一句:“我……我对不住他们。”
“这话你留着,等会儿亲自对他们说。”
林锋侧身,让出窗前的空位,“现在,该你出去了。”
李振邦艰难地站起来,双腿像灌了铅。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那张坐了五年的椅子,桌上那盏黄铜台灯,窗台上那盆早就枯死的文竹。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林锋跟在后面。王栓柱从走廊拐角闪出来,低声道:“队长,张排长带着几个人堵在楼梯口。”
“让他过来。”
楼梯口的脚步声杂沓而迟疑。张排长走到李振邦面前,手里的冲锋枪枪口垂向地面。他身后跟着四个士兵,都绷着脸。
“处长……”
张排长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
李振邦没说话,只是伸手。张排长愣了一瞬,把腰间的枪套解下来,连同里面那支李振邦惯用的勃朗宁一起递过去。
李振邦接过枪套,又把它塞回张排长手里。
“从现在起,这支枪归你管。”
他说,嗓音干涩但稳住了,“老张,你跟了我五年,我没亏待过你。今天这事,我不逼你。你愿意跟着走,咱们就一起把厂子保下来;你不愿意,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去城防司令部,还能领赏钱。”
张排长没动。他身后那个年轻士兵——就是早上哭着说老娘病了的那个——突然闷声开口:“处长,我不去。我娘还在城里,我不想让她当寡妇。”
张排长回头瞪他,年轻士兵梗着脖子不躲。过了几秒,张排长肩膀塌下来,长叹一声。
“处长,你这话就伤人心了。”
他把枪套别回腰间,转身对那四个士兵挥挥手,“下去告诉弟兄们,枪口朝下,别对着工人。谁要是这时候犯浑,别怪我姓张的不讲情面。”
士兵们小跑着下楼。张排长又转向林锋,上下打量了一番。
“长官,我有个事儿想问明白。”
他直愣愣地说,“我们这些当兵的,就算今天不炸厂,以前跟着国民党干的那些事,解放了,算不算账?”
林锋看着他。这是个三十出头的壮年汉子,脸上有道旧疤,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擦枪油的黑印。
“你是哪年当的兵?”
“三十二年。”
张排长答,“伪满时候给日本人当过两年铁路巡警,光复后跟着李处长干警卫。”
“杀过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