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此清廷,初入中原,宣称替明复仇,优待前朝宗室,此乃权宜之计,收买人心,无可厚非。然既已坐稳江山,便当有雷霆手段,要么公开寻访,择一庸碌之辈,高官厚禄圈养之,以示宽仁,绝天下悠悠之口,同时亦可定于一尊,使其他冒名者失去凭依。要么,便暗中搜寻,一旦现,不惜代价,彻底清除,并公告天下,前朝宗室已绝,以绝人望。似这般既宣称优待,又暗中屠杀,既杀之,又冠以‘假冒’之名,徒显其虚伪与心虚,更使真伪成谜,余孽之影不绝,实为下策。”
他顿了顿,语气转冷:“至于那康熙,因百人流动而生疑,因‘朱三’之名而梦魇,可见其得国不正,心底有鬼,对治下汉民,毫无信心。为君者,当自信自强。书同文,车同轨,行郡县,废封建,便是要瓦解旧贵族之根基,使天下之人,皆为大秦之民,不知有齐楚燕赵,遑论前朝?思想言论,自有法度约束,敢有非议者,重刑惩之,何须终日惶恐于一二前朝孤魂野鬼之名号?此清之皇帝,被儒术所惑,又想行法家之实,鼠两端,故生此心病。”
赵高连忙奉承:“陛下圣明,洞若观火。那蛮夷之君,怎知陛下混一天下、铸就铁桶江山之雄才大略。些许前朝余孽,在我大秦峻法之下,早已灰飞烟灭。”
嬴政不置可否,目光深远:“然,此天幕所示,亦有一可鉴处。前朝象征,不可轻视。朕平六国,收缴天下兵器,迁六国贵族于咸阳,便是为此。思想之统御,尤重于刀兵。传令下去,焚书之令,需更彻底。凡非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外,天下诗、书、百家语,限期收缴,集中销毁。私藏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朕要的,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只知有大秦,不知有其他任何王朝、任何学说之全新天下。如此,方可杜绝对前朝之任何怀念,杜绝如‘朱三太子’此等幽灵之滋生。”
他的方法,比清朝更加极端,也更加“自信”
——用彻底的毁灭和空白,来确保新生帝国的纯洁与稳固。至于这会造成多少文化浩劫,会埋下多少仇恨的种子,此刻的始皇帝,并不在乎。他要的,是万世一系的秦朝,任何可能威胁这一目标的隐患,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都必须被无情抹去。
大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看完,嗤笑一声:“这康熙,好生无趣!既已夺了天下,便是天命所归,前朝孑遗,不过冢中枯骨,何足道哉?终日疑神疑鬼,连个百人戏班、七旬老叟都怕,这皇帝当得,忒也憋屈!”
卫青沉吟道:“陛下,其恐惧或许非在老人戏班本身,而在其背后汉人百姓仍未全然归附之心。其以异族入主,终究难安。”
霍去病年轻气盛,朗声道:“舅父所言甚是!可见武力征服易,收服人心难。这清廷便是未曾真正收服人心,方才如此惶恐。若我大汉,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百姓安居,谁还会念着什么前朝太子?陛下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使汉家声威远播,万民归心,方是杜绝此类心魔之根本!依臣之见,对匈奴,还当更狠!打到他永世不敢南顾,打到他子孙后代,听到‘汉’字便瑟瑟抖,何来余暇担心什么前朝幽灵?”
刘彻大笑:“说得好!去病深得朕心!什么‘朱三太子’,什么前朝余孽,在绝对的实力和煌煌功业面前,都是笑话!朕要的,是让天下人,无论是汉是胡,都以身为大汉子民为荣!让后世任何想要窃据神州者,都先掂量掂量,能否承受我汉家雷霆之怒!传旨,加大募兵力度,筹备粮草,来年春暖,朕要再议北伐匈奴之事!此外,通西域之事,亦需加快。朕要让八方来朝,让我大汉文明,光照寰宇,如此,何惧一二孤魂野鬼作祟?”
刘彻的应对,充满了汉帝国鼎盛时期的自信与扩张性。他将“朱三太子”
所代表的威胁,视为自身不够强大的表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猜忌和内部镇压,而是更积极地向外开拓,建立不世功业,以强大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自然吸引和同化一切,消除任何怀旧的土壤。这是一种外向的、阳刚的解决思路,与清朝内向的、阴鸷的恐惧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再次陷入了沉思。这一次,话题更为微妙,涉及王朝更迭的合法性与对前朝遗族的处置。
“魏征,你如何看待清廷对‘朱三太子’之态度?”
李世民点名。
魏征出列,肃容道:“陛下,清廷于此,失之伪,亦失之苛。其伪,在于口惠而实不至,宣称优待而实加屠戮。其苛,在于杯弓蛇影,滥及无辜,连暮年教书先生亦不能容。此非圣王之道。孔子云:‘宽则得众’。又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清廷失信于天下,又行严苛之政,其统治看似稳固,实则如履薄冰。康熙之梦魇,非‘朱三太子’所给,乃其自身统治之弊所生。”
房玄龄补充道:“玄成所言极是。观隋末群雄并起,亦多假借前朝名义,或拥立杨氏子弟。然我大唐高祖、太宗皇帝,以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吊民伐罪,天下归心。对隋室后裔,亦未赶尽杀绝,反而给予礼遇。此乃自信,亦是人君之度。若我大唐亦如清廷般,对前朝宗室猜忌屠戮,对民间结社、流动严加防范,动辄以谋反论处,则天下何以归心?盛世何以呈现?水能载舟,然若视水为仇寇,时时欲涸泽而渔,则舟覆之祸,恐亦不远。”
杜如晦从务实角度分析:“清廷之策,亦有其不得已。以异族统御广土众民之汉地,本就不易。其初以暴力征服,后虽行汉化,然隔阂深种。‘朱三太子’恰是此隔阂与敌意之集中体现。其处置失当,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化解隔阂,反而以更多暴力加深之。如今天幕所示,其心魔非但未除,至雍正、乾隆时,仍演变为对文字、思想之极端禁锢。此乃恶性循环。”
李世民颔,叹道:“诸卿之论,深得朕心。为君者,当有包容天下之胸襟,有驾驭四方之自信。对前朝,可批判其失,亦当承认其有可取之处,更应对其遗族妥善安置,以示新政之宽仁,亦绝奸人借端之口实。对百姓,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富民教民,使其安居乐业,自然不愿生事。若百姓果腹尚难,冤屈无处可诉,则即便无‘朱三太子’,亦有张王李赵太子为乱。康熙防‘朱三太子’,却不知民心方为根本。本朝当以此为鉴,务必使政清人和,百姓安乐。如此,纵有宵小欲借前朝名号,亦无人应和,其祸自消。”
他再次强调了他的治国理念:以德政和惠民来从根本上消除动荡的土壤,以自信和包容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这与清朝基于恐惧和猜忌的统治术,形成了理念上的根本对立。虽然李世民也重视情报和掌控(百骑司),但其出点是维护稳定,而非单纯出于统治者的恐惧。
开元年间,李隆基在最初的震惊和代入感之后,思绪也飘向了别处。他想到了自己那位曾祖(李世民)的胸怀,也想到了目前朝廷中一些微妙的情况。
“安禄山……也是胡人,也深受朕恩,手握重兵……”
这个念头再次不受控制地冒出来。康熙对“朱三太子”
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汉人潜在反抗的恐惧。那他自己呢?对安禄山这样的胡将,真的就完全放心吗?安禄山现在看起来憨厚忠诚,可权力和野心是会滋长的。万一有一天……
他又想起光幕中提到的,清廷如何对待明朝宗室,如何以“假冒”
之名行杀戮之实。如果,如果将来有一天,安禄山或者别的什么人,也以某种“清君侧”
或者“除奸佞”
的名义起兵,那会怎样?自己这些皇子皇孙,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不,不会的。朕对禄儿恩重如山,他岂会负我?”
李隆基摇摇头,试图驱散这些不吉利的想法。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难以根除。他对安禄山的宠信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但内心深处,那根警惕的弦,已经被天幕间接地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