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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8章 白居易 我老弟写的那些可比我猛多了（第2页）

但在远离理学中心的地方，比如商贾云集、市井文化达的杭州，某些书商为了牟利，会暗中刻印一些“禁书”

，其中偶尔会夹杂《李娃传》的删节本（删去过于直露的描写）。购买者三教九流皆有，心照不宣。至于《大乐赋》，则彻底转入地下，成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缘得见的“秘本”

，在收藏家、医家或具有异端思想者手中极其隐秘地传递。

元代。

蒙古入主中原，理学影响稍弛，俗文学兴起。元杂剧蓬勃展。石君宝取材《李娃传》，创作了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将故事改编得更为戏剧化，强化了李娃（李亚仙）的贞洁与情义，郑元和（郑元和）的落魄与奋也更具舞台效果。白行简的原着精神得以通过另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延续生命，活跃在勾栏舞台之上。市民观众为李亚仙的义举落泪，为郑元和的团圆喝彩，很少有人再去深究原作者是谁，以及他是否还写过更“出格”

的东西。

此时，一位游方道士的背囊里，或许藏有包括《大乐赋》在内的若干唐以前房中养生文献的抄本，他视之为修炼辅助或医道传承的一部分，与金丹、符箓同等保密。在异族统治、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某些前代禁忌反而在夹缝中得以喘息。

明代。

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冯梦龙编纂“三言”

，凌蒙初创作“二拍”

，其中不少故事取材唐传奇。《李娃传》的故事模式——贵公子落难，风尘女救赎，最终团圆显贵——被多次借鉴改编。白话小说家们欣赏白行简叙事中的市井气息和情节巧思。

但同时，理学教化更趋严格，社会对“淫书”

的打击力度空前。朝廷、地方官屡颁禁令。李贽等异端思想家赞赏《西厢记》《水浒传》等，但似乎未曾公开提及白行简及其《大乐赋》。或许因其过于直露，即便离经叛道的李贽，也觉得不便为其张目。

《大乐赋》的流传更加隐秘。它可能被改头换面，截取片段，融入某些艳情小说之中，但其作为独立完整文献、尤其是其序言中鲜明的哲学与医学背景，已鲜为人知。大多数士人若听到这个名字，只会鄙夷地将其与《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明后期流行的艳情小说等同视之，绝不会想到它出自一位唐代进士、官员之手，且有着古老的学术渊源。

清代。

考据学兴盛，学者重视古籍辑佚。但理学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文字狱阴影笼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于书籍的去取极其严格，标准是“有益于世道人心”

。《李娃传》因被视为“猥亵”

之作，未能入选《四库》。《三梦记》篇幅短小，内容尚属“志怪”

范畴，或有零星收录于某些丛书，但亦不显。至于《大乐赋》，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修书的视野。

然而，正是在清代，转折悄然生。

一方面，在内府藏书或极少数顶尖学者、藏书家的秘藏中，可能存有《大乐赋》的早期抄本线索，但被视为不祥之物，秘不示人。

另一方面，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文献开始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编纂的《医心方》中，引用大量中国隋唐以前已佚的医书，包括房中书。清代中叶以后，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商船和少量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得知《医心方》的存在及其价值。

时间来到光绪年间。

湖南学者叶德辉，学识渊博，尤好收集古籍，特别是涉及古代礼制、风俗、医学的“偏僻”

文献。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从日本回流的《医心方》抄本或刊本。在研读其中“房内”

篇时，他震惊地现了大量中国已佚的古代房中文献引文，其中就包括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片段！

叶德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它们并非简单的“淫书”

，而是古代医学、养生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他顶住巨大压力（当时社会风气仍极端保守），开始着手辑录整理。他将从《医心方》等书中辑出的《素女经》、《洞玄子》、《玉房秘诀》等，连同《大乐赋》的片段，编入自己的《双梅景闇丛书》。在序跋中，他试图从学术角度为其正名，强调这些是古代“方技”

之学，关乎生命之道，不应以俗眼观之。但这套书刊印后，仍被当时大多数卫道士斥为“海淫之书”

，叶德辉本人也因此背负恶名。然而，正是他的工作，为《大乐赋》在近代的重现留下了关键的火种。

公元19oo年（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

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十六窟积沙时，无意中敲破了墙壁，现了一个藏满古代写卷的洞窟（即今编号第17窟，藏经洞）。数以万计的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文书、绢画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一部唐代抄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

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府，对这批瑰宝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不力。19o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从王道士手中挑选了大量最具历史、语言、宗教价值的写本，《大乐赋》残卷正在其中。这批珍宝被运往巴黎，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大乐赋》被编号为“pe11iotnetois2539”

（伯希和汉文写本2539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关注、劫余品的收集和研究。清末官员、收藏家端方（曾任陕西巡抚，对金石文物有浓厚兴趣）得知伯希和带走大量精品后，痛心疾。他后来通过途径，设法获得了包括《大乐赋》在内的部分敦煌写卷的高清照片或摹本。1913年，在端方的资助和组织下，由着名学者罗振玉等人整理，这些敦煌文献（包括《大乐赋》）以先进的“珂罗版”

印刷技术影印出版，辑为《敦煌石室遗书》等多种图录。尘封千年的《大乐赋》全文（尽管尾略有残缺），次以相对清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

民国时期。

思想解放，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冲击着旧礼教。敦煌学的兴起，使得学者们能够以更客观、学术的眼光看待这些新现的文献。

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在研究敦煌文献时，都注意到了《大乐赋》。他们主要从文献学、文字学角度进行校录、考订，指出其对于研究唐代社会风俗、语言、俗文学的价值。王国维可能在其关于唐宋戏曲史的论述中，将其作为考察当时社会观念的一则材料，但评价谨慎。

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学者、作家，则从中看到了反抗礼教、肯定人性的意味。周作人等人倡导的“人的文学”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大乐赋》中对两性关系的直白描写，虽然仍令许多人脸红，但至少可以放在“古代社会研究”

或“性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