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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9章 历史忘本第一人（第3页）

，但其使用汉军的行为，又让他们感到一种诡异的“文化胜利”

，认为这证明了华夏文明与力量的吸引力。另一部分更务实的士人，则可能从中看到越族群的“天下”

秩序构建的艰难，以及政治现实主义往往凌驾于文化伦理之上的冷酷事实。他们会围绕“忠君”

与“华夷”

、“事功”

与“气节”

展开激烈辩论。

-**民间百姓：**普通汉地百姓，对忽必烈“带领汉军打蒙古人”

这件事，直观感受是“狗咬狗，一嘴毛”

，或是“胡人杀胡人，活该”

。少数有识者或亲身经历战乱的，则会痛心于无论谁打谁，最终受苦的都是底层士卒和百姓。而“焚烧圣地”

一事，在重视祖先祭祀的汉族百姓看来，也是极为缺德的行为，无论烧的是谁的圣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忽必烈在汉地民间可能存在的“贤明”

形象（如果存在的话）。

**天幕引的直接历史时空连锁反应：**

-**元朝内部（忽必烈时期）：**

-**蒙古勋贵离心倾向加剧：**尽管表面无人敢言，但天幕指控无疑在众多蒙古贵族心中埋下了刺。那些本就对忽必烈过度汉化、重用汉人色目不满的守旧派，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与道德上的武器。私下串联、抱怨、消极应付的情况可能增加。忽必烈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安抚蒙古本部，可能采取一些如增加赏赐、强调草原旧俗、举行传统祭祀等措施来补救，但裂痕已难以完全弥合。

-**汉人官僚处境微妙：**汉臣们更加如履薄冰。他们既担心因天幕强调的“汉军”

角色而遭到蒙古人的猜忌和排斥，又必须更加卖力地表现忠诚，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无害。一些人可能会主动上疏，避谈汉军功绩，强调忽必烈“天命所归”

、“华夷一体”

的理论。阿合马等色目官员可能趁机进言，进一步排挤汉官，争夺权力。

-**忽必烈本人的调整：**忽必烈在震怒之后，势必进行一系列政策宣示和自我正名。他可能会下诏，重申自己黄金家族正统身份，强调征讨阿里不哥、海都是维护大蒙古国统一的正义之战，淡化汉军在其中的作用，或者将汉军描述为“仰慕天命、自愿归附的各方勇士”

。同时，他可能会加大对蒙古传统祭祀的投入，修复或新建一些敖包、寺庙，以彰显对蒙古根本的重视。但他推行汉法、倚重汉地经济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他政权的基础。

-**抗元势力（南宋残余、北方汉人起义军）：**

-天幕内容可能被抗元力量利用，作为宣传工具。他们会散播“忽必烈是蒙古叛徒，连自己祖宗都不认，岂能真心统治中国”

、“为其效力的汉人，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将来免不了鸟尽弓藏”

等言论，试图瓦解为元朝服务的汉人军民的斗志。

-**西北蒙古诸王（海都等）：**

-海都等人的声势大振。天幕的“忘本”

指控，成为他们攻击忽必烈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才是蒙古传统的扞卫者，吸引更多对忽必烈不满的蒙古部落来投。元朝与西北诸王的战争，将不仅是一场权力争夺，更被赋予了一层“正统”

与“背叛”

、“守护传统”

与“毁弃根本”

的文明冲突色彩，变得更加持久和难以调和。

天幕渐渐隐去，但“历史忘本第一人”

这个充满争议的标签，以及忽必烈率汉军北伐蒙古、焚毁圣地的具体意象，已深深烙印在万朝记忆之中。

对于忽必烈而言，他一生功业赫赫，建立了一个空前广袤的多元帝国，但其权力之路上的某些血腥与悖论，也被后世以最尖锐的方式揭开。他是成功整合汉地资源、开创中原王朝新模式的蒙古君主，也是在蒙古内部背负“背叛”

原罪的争议人物。他的形象，从此与“忘本”

的质疑紧密相连，成为后世所有试图跨越深厚文化、族群界限进行统治的帝王将相们，一个极其复杂又充满警告意味的前例。

大都宫殿的阴影中，忽必烈独自站立良久。他望着北方草原的方向，目光深邃难测。他知道，天幕之言无法抹去，他必须用更强大的功业、更稳固的统治，来回应这“忘本”

的指控，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不容置疑的定论。而草原上，反抗他的烽火，或许因这天幕，燃得更加炽烈。汉地臣民，则在复杂的目光中，继续审视着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异族君王。历史，在纷繁的评说与现实的利益交织中，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