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成持重的官员摇头,“非常之时,行非常之策。祭祀乃礼制,亦是人君安抚民心之姿。关键在于,流言终被遏制,未酿成大乱。此亦是治理之功。只是这‘帽妖’成了悬案,总令人耿耿。”
茶馆里,百姓更是议论纷纷。
“原来咱东京城还有过这么一遭!难怪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听太爷爷提过,夜里不能乱出门,有‘帽儿精’。”
“我看啊,八成是有人搞鬼!要么是想吓唬人趁机偷盗,要么就是……嘿嘿,宫里朝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
“也说不定真是啥怪鸟。汴河湿地那么多水鸟,晚上黑灯瞎火飞过来,影子映在窗上,可不就像个帽子?”
“朝廷那时候也难,管严了说是镇压,不管又乱。真宗皇帝亲自祭天,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吧。”
皇宫中,若是在位的皇帝(如仁宗)观此天幕,或许会召见重臣,反思舆情治理与危机应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京师重地,流言猛于虎。开封府、皇城司,须得时刻留意市井异常言论,建立快查证与澄清机制。祭祀禳灾乃旧制,可存其礼,然平乱定疑,终须靠明察、靠律法、靠及时公之于众的真相。”
**明,南京北京,宫廷与市井。**
朱元璋及其建立的明朝,以严厉、务实着称,对民间淫祀、怪力乱神管控极严,对可能动摇统治秩序的流言更是零容忍。
朱元璋看完天幕,脸色阴沉:“妖言惑众,乱我京师,该杀!宋廷还是太软!什么祭祀祈福?屁用没有!就该第一时间把传播谣言的头子抓出来,剥皮示众!把所谓的‘帽妖’画像贴满大街,悬赏揭破其虚假!让五城兵马司日夜巡逻,见有私下聚集议论妖异者,立刻锁拿审问!”
他越说越气,对着朱标和群臣训斥:“看看!这就是放任流言的下场!整个京城晚上没人敢出门,生意做不成,贼人趁机活动,朝廷威信扫地!咱大明,绝不许出这种事!听着,应天府(南京)、顺天府(北京),给咱盯紧了!坊间若有任何怪异流言,里甲必须立刻上报!官府要立刻追查源头,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同时出告示说明真相,安定人心。谁敢拖延隐瞒,或是自己也信了那些鬼话,同罪论处!至于祭天祭地,那是朝廷大典,不是用来平息这种荒唐谣言的!”
朱标及群臣凛然遵命。明朝建立了严密的里甲制度和特务网络(锦衣卫、东厂等),part1y就是为了监控民间动向,严防此类“妖言”
滋生蔓延。天幕故事,无疑强化了朱元璋以严刑峻法和严密监控应对社会异常信息的决心。
**清,北京,宫廷与街巷。**
清朝以异族入主,对汉地民情、尤其涉及“怪力乱神”
可能引社会动荡的因素极为警惕,同时自身也受到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影响,对自然存在有一定接受空间,但更强调官方管控。
康熙皇帝玄烨(假设成年后观看)沉吟道:“‘帽妖’之事,可见流言之可畏,甚于真妖。宋真宗处置,祭祀与禁令并行,亦是无奈中之策。然我朝治世,当以正人心、息讹言为本。”
他转向大学士:“京师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须严查奸宄,杜绝谣言。若有怪异之言,顺天府尹当立即核实,公示真相。八旗各参领、佐领,亦需管束旗下人丁,不得轻信传播荒诞之语。至于祭祀……可依制而行,然不可倚为重。”
有汉臣学士道:“皇上圣明。此亦关乎‘教化’。平日宣讲《圣谕广训》,敦孝悌,重人伦,斥怪力,使百姓明理,自不易为妖言所乘。然猝然遇此等全市恐慌,官方权威与及时透明之信息,至关重要。”
北京茶馆里,旗人、汉人混杂议论。
“帽妖?嘿,这故事有点意思。关外老林子里,怪事传闻也多,但像这么闹得满城风雨的,少见。”
“怕是有人装神弄鬼吧?或者真是大鸟?这汴梁城靠近黄河,水鸟多。”
“朝廷那时候也够头疼的。不过真宗皇帝好歹把事儿压下去了。搁现在,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早就彻查了,哪容流言传几个月?”
“也是。如今皇上圣明,四海升平,这种怪力乱神的事儿,少了。”
天幕已隐,但“帽妖”
的阴影与宋廷的应对,却在万朝时空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各朝代的统治者、官吏、学者乃至普通百姓,都从中看到了自身时代可能面临的类似隐患:在信息传递相对缓慢、科学认知有限的时代,一个看似荒诞的流言如何借助恐慌心理与群体效应,演变成一场冲击社会秩序的风波。而官方的应对策略——从秦的严刑禁谣、汉的祭祀修省与律法并行、唐的相对开放与理性疏导、宋的禁令-巡逻-祭祀组合、明的极端严厉监控与镇压,到清的强调教化与权威信息布——无不折射出不同政治文化与社会治理理念的差异。“帽妖”
虽已成千年谜团,但它引的思考,关于谣言、恐慌、社会治理与公共信任,却跨越时空,持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