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稹等在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则从中看到了文学反映地域风情、表达个体情感的多样性可能。“《诗经》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然楚声自存于《楚辞》,别开生面。”
白居易对友人说道,“可见文章之道,不在是否合乎‘正统’,而在是否自真情,是否具有独特生命力。楚文化于此,足为后世师。”
普通文人百姓,则被《楚辞》中那些奇幻的画面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觉得比起《诗经》的含蓄,别有一番动人的魅力。茶楼酒肆间,关于楚辞意象、楚地巫风的讨论一时成为热门。
**宋,汴梁。**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天幕的反应更为理性与学理化。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对《楚辞》有精深研究。
苏轼看到“射天狼”
之句与自己词作的关联,不禁莞尔:“不错,不错,原来苏某之词,亦承楚人余烈。”
他转而严肃对弟子们说:“观天幕可知,文化之盛,非必源于中原正统。楚地处南,兼收并蓄,巫风炽烈,山川奇秀,故能孕育出《楚辞》这般瑰丽深挚之文。其敢于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此种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尤值得我辈思之。文章最忌雷同,当如楚人,各尽地域之胜,各抒性情之真。”
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的弟子们,则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楚辞》的文学成就极高;另一方面,楚文化中浓郁的巫鬼气息、个人情感的极度张扬,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温柔敦厚”
的诗教观念颇有抵牾。有弟子问:“先生,楚辞虽文采斐然,然其多言鬼神,情感激越,近乎‘淫哇’,是否不合诗教?”
朱熹(假设在场或其后听闻)可能会这样回答:“《楚辞》出于忠臣屈原,其情虽激,其志则洁,故圣人亦有所取。然其中巫觋之言、怨怼之语,学者当明辨之,取其忠贞之志,去其荒诞之情。至于楚人文化,自成体系,固有其长,然终究未若中原礼乐文明之纯正中和。天幕并称《诗》《骚》,乃就文学言,非谓其文化地位等同。”
**明,南京北京。**
朱元璋出身底层,对文化雅事不甚热衷,但他对“实力”
和“正统”
非常敏感。看完天幕,他对朱标说:“这楚国,地盘大,兵强,文化也自成一套,难怪不把周天子放眼里。什么‘我蛮夷也’,不过是找借口不守规矩。不过,最后不还是被灭了?可见光有文化、能打仗还不够,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有正确的治国之道。咱大明,既要武功赫赫,也要文治昌明,但最重要的是规矩!不能学楚国那样没大没小,虽然…嗯,那份不服输的劲头,倒也不是全无用处。”
刘基、宋濂等文臣则从文化角度思考。宋濂道:“楚文化确为中华文明重要一脉,其辞赋之美,鬼神之奇,山川之丽,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然其政治上的僭越,不可效法。我朝当承中原正统礼乐文章,同时博采各地文化精华,譬如楚辞之瑰丽,亦可为诗赋创作之资。”
明朝官方推崇程朱理学,文化政策相对保守,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并不排斥,《楚辞》始终是文人必读。
**清,北京。**
满洲贵族初看天幕,对“蛮夷”
一词格外敏感。康熙皇帝玄烨(假设成年后观看)沉吟道:“‘我蛮夷也’…楚国以此自外于周礼,反成霸业。可见‘夷夏’之辨,有时不过是势强弱势的说辞。我朝起自满洲,入主中原,若论本源,亦非中原正统。然朕奉行中华道统,学习儒家经典,治理天下,四海宾服,谁又敢以‘蛮夷’视之?楚国旧事,足证文化可习,德政可服,实力可畏。三者兼备,则‘蛮夷’可进于‘华夏’。”
纪昀、戴震等汉臣学者,则更专注于楚文化的学术价值。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楚辞》类着作收录颇丰。天幕的展示,印证了他们整理研究楚文化典籍的重要性。“楚辞之学,关乎上古南方史地、民俗、神话、语言,其价值绝不亚于中原经史。”
有学者如是说。而清朝对多民族文化的实际统治经验,也让他们对楚文化这种“非正统”
但强大的地方性文化,有着比前代更深入的理解和某种程度的“同情”
。
天幕最后,将楚国的政治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统合呈现:一边是楚军旌旗、问鼎场景,一边是《楚辞》文字流淌、巫舞祭祀画面、奇诡的自然风光。最终定格在“楚”
字之上,这个字仿佛兼具青铜的冷硬与漆器的绚烂,篆文的古朴与鸟虫书的飞扬。
文字浮现:
【地僻称雄,非徒武力。】
【辞瑰耀宇,自铸精神。】
【蛮夷乎?华夏乎?江河所汇,皆我中华。】
天幕隐去。
万朝时空的议论却达到高潮。楚国,这个在正统史书中常常以“僭越”
、“蛮荆”
形象出现的诸侯国,通过天幕的立体展示,呈现出其复杂多元的面貌:它是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挑战者,更是文化上的独创者。它迫使各个时代的人们重新思考“华夏”
与“蛮夷”
的边界、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实力与礼法的轻重。无论是欣赏其文化瑰丽,还是批判其政治悖逆,抑或是深思其存在背后的历史逻辑,楚国的故事,如同其流传下来的《楚辞》一样,在万朝的历史长河中,激荡起深远而复杂的回响。许多身处边地或文化上自觉“非正统”
的族群政权,或许更能从中看到某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与激励。而中原核心区的统治者与文人,则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灿烂,从来就包含了如同楚文化这样,源自“边缘”
却光芒四射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