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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8章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第2页）

一位身着士人深衣的老者捻须道，觉得天幕所言并不新鲜。

旁边一名年轻的商贩却挠头：“话虽如此，可俺记得《诗》里也有不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之类的篇章，男女之间，似也并非全然隔绝，不能互通情意啊。”

老者瞥了他一眼：“后生，那是古风！是王者之化行于天下时的淳朴景象。而今礼崩乐坏，诸侯征伐，男女之别若不严，则家室不宁，伦理乖乱。媒妁正名分，父母主婚配，方能定人心，序人伦。你所说的那些诗篇，亦有‘乎情，止乎礼义’之训，岂是鼓励私相授受？”

不远处，几名采桑归来的女子挽着竹篮，低声交谈。

“天幕说后世‘男女之防’极严，连看一眼、说句话都不可？”

一个年轻姑娘咋舌。

“怕是夸张了些。咱们平日去溪边浣衣，去市集卖丝，不也常与男子照面？只要举止守礼，言语端庄，并无大碍。”

年长些的妇人道。

“可若是喜欢上什么人，当真只能等父母和媒人安排吗？”

最年幼的少女望着天幕上那个被打上红叉的“搭讪”

场景，眼中有些迷茫。

年长妇人叹口气：“傻丫头，婚姻大事，关乎两族，自然要父母长辈权衡门户、品行。至于心意……相处久了，自然会有。若婚前便百般牵挂，失了端庄，反倒不美。媒妁之言，正是为彼此留得体面。”

少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却仍有一丝莫名的怅然。此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已是主流观念，但社会风气相对后世仍显宽松，民间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男女交往限制并非铁板一块，对“情”

的认可也保留在《诗经》等经典与民间歌谣中。

**秦，咸阳，市井与官府。**

秦法严苛，重农战，轻私情，对家庭秩序、人口管理有严格规定。天幕所示内容，在秦人看来，颇有些与秦律精神暗合之处。

一名法令吏看完天幕，对同僚道：“天幕所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秦律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策，看似不同，实则皆是为了整饬户律，明确家室，便于官府管理赋役、连坐。男女无媒而合，易生奸私，乱户籍，损国力。有媒妁官契（秦时民间婚嫁或需报备），则名正言顺，利于统御。”

另一吏员点头：“正是。且婚姻关乎财产继承、爵位传递，岂容儿戏私定？父母主婚，合乎尊长之权；媒妁为证，杜绝日后争讼。此乃安定之道。至于‘男女之防’，商君之法本就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之类条文，旨在改变戎狄之俗，强化男女之别、夫妇之伦。天幕所说后世理学之严，不过是将此理推向极端罢了。”

普通秦国民众，在繁重徭役和严酷法令之下，婚姻更多是组成生产单位、完成国家赋役任务的方式。“私情”

的空间本就狭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接受度反而较高，视其为当然之理。但也有少数年轻隶臣妾或平民，在劳作间隙瞥见天幕，心头或许会掠过一丝对“邻村小芳”

的模糊想象，随即被现实的沉重压力驱散。

**汉，长安，未央宫侧殿。**

汉武帝刘彻正与几位近臣议事，天幕突现，众人移步观望。看到“程朱理学”

字样，刘彻略感困惑，因这是后世概念。但“男女大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内涵，他并不陌生。

“董仲舒，”

刘彻看向以倡导“三纲五常”

闻名的大儒，“天幕所言后世礼教于男女之别如此苛严，乃至需‘媒妁之言’方可通婚姻，汝之‘夫为妻纲’、‘阳尊阴卑’之论，是否已启其端？”

董仲舒肃然答道：“陛下，臣所言纲常，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男女有别，夫妇有义，自是伦常之本。然‘媒妁之言’，古礼已有，《周礼》设‘媒氏’掌万民之判。其意在防淫佚，正人伦，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至于后世执行或有过苛之处，乃时势使然，非立论之初衷。臣之《春秋繁露》，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重在确立秩序，非为禁锢人情。”

刘彻不置可否，转而问一旁的东方朔：“曼倩，你素来诙谐通达，以为此制如何？”

东方朔难得收起嬉笑，略一沉吟，道：“陛下，臣以为，礼法如器，用之贵在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使婚姻郑重，免于轻率，亦使家族门户得其所宜。然若如天幕所示，苛至男女平日不得交谈，有情亦不可自通，则近乎窒塞人情，反易滋生怨旷与伪诈。窃以为，礼制当为疏导人情、安定家国而设，非为压抑人性而立。我朝去古未远，观《乐府》歌诗，男女相悦之辞犹存，可知圣王之道，亦重人伦之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