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孝庄看向他。
“民间既已普遍有此传言,视午门为皇权森严、生杀予夺之象征,”
多尔衮目光深邃,“我朝便不必去刻意纠正,甚至可稍加利用。午门之威严,正在于此种敬畏。只要我朝实际不行刑于此,保留这份传言中的威慑,亦无不可。真相反正掌握在朝廷手中。”
孝庄沉思片刻,未置可否。顺治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天幕画面进入最后部分,解析“讹传”
的形成与流传:
【讹传链条:】
【史实:午门外廷杖(肉刑,可致死)→官员恐惧记忆、民间听闻→简化、戏剧化传播→‘午门’与‘死亡’强关联→进一步简化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斩’→‘推出午门斩’定型。】
【传播载体:戏曲、评书、小说(明清话本、近代演义)、民间口耳相传。】
【原因分析:1。‘斩’比‘杖毙’更简洁、更具戏剧冲突,易于艺术表现。2。普通民众对宫廷细节不了解,易接受简化版本。3。‘午门’作为皇权最直接的空间象征,与极刑结合,符合大众对皇权残酷一面的想象。】
【影响:使‘午门’在公众文化认知中,除正式庄严形象外,始终笼罩着一层肃杀色彩。】
看到这里,各朝代的反应又有所不同。
秦。嬴政对“讹传”
本身不以为意:“民间愚昧,以讹传讹,常事耳。只要朝廷律法清明,刑场明确,何惧传言?不过,这‘午门’因廷杖而与死亡相连,亦是自取其咎。”
汉。刘彻觉得有趣:“看来后世编戏文的,也知如何吸引看客。砍头自然比打板子好看。不过这传言能如此深入人心,也说明那‘廷杖’确实令人恐惧,其酷烈程度,在百姓心中与斩无异了。”
唐。李世民叹息:“谣言止于智者,然天下智者少。君王德行有亏,制度存弊,便易滋生此类传言,且难以根除。魏征,你常劝朕慎言行,重史笔,今观此天幕,更觉其重要。君王一举一动,不仅关乎当下,更会演变成后世传说,乃至扭曲的符号。”
宋。赵匡胤对赵普说:“看到没?这就是不重制度、恣意而为的后患!不仅当时害人,还遗臭万年,连宫门的名字都跟着遭殃。我大宋务必以此为鉴,君权行使,需有制度框定,有礼法约束,不可任性。”
明。朱元璋气得直喘:“听听!都听听!不只是丢人,还把咱紫禁城的正门名声都搞臭了!成了砍头的代名词!后世戏文都这么编!这群不肖子孙!礼部!给咱拟旨,晓谕天下,澄清此事!再有妄言者……唉!”
他想严惩,又想起这传言某种程度上也是后世子孙自己造的孽,一时气结。
清。多尔衮对顺治和众臣道:“这便是掌控叙事的重要。明朝自己行了恶政,留下了话柄,民间传说便随之而来,难以控制。我朝当引以为戒,行事需谨慎,尤其在关乎礼制、刑赏的大事上。同时,也要留意民间文艺,适当引导,不可令其肆意编排宫闱之事。”
天幕最后,画面重新回到那巍峨的午门,阳光洒在琉璃瓦上,金光灿灿。一行字迹浮现:
【宫阙千重,自有其礼。】
【刑赏二柄,当依其法。】
【讹传可纠,史鉴长存。】
光影渐暗,天幕如同沉入深潭,缓缓消失。
万朝时空,短暂的寂静后,议论声更盛。这一次,人们讨论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知识点的对错,而是其背后折射出的君权与臣权的关系、法律制度与帝王个人意志的冲突、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的偏差、以及暴力在政治象征核心地带留下的长久心理阴影。
秦宫的锐士们在想,皇帝的命令是否都应无条件执行,哪怕是在宫门前打杀大臣?
汉殿的君臣在思考,如何平衡君主的权威与士大夫的尊严。
唐街的百姓在争论,戏文里是砍头好看还是打板子更真实。
宋廷的文官在庆幸,同时更坚定了约束君权、完善制度的决心。
明初的朱元璋在暴怒之后,连夜召集大臣,不仅要修改祖训,还要商讨如何加强对后世子孙的教育,以及如何引导(或控制)民间舆论。
而清廷的统治者,则在谋划如何既避免前朝恶政,又巧妙利用已有的民间心理,构建属于自己王朝的权威叙事。
天幕已隐,但“午门”
二字,在许多时空的人们心中,已然多了一层复杂而沉重的意味。它不仅是权力的巅峰象征,也可能成为暴力与恐惧的记忆坐标。而“推出午门斩”
这句错误的俗语,却以其强大的传播力,见证着历史中那些真实生过的残酷与由此产生的绵长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