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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4章 官爷这祖屋传了八代了不能拆啊（第2页）

林皓用喇叭指了指左边一群凝固的、穿着秦代服饰、手持简陋农具、面露愤懑的百姓虚影，又指了指右边那些监工、士卒虚影。“‘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听起来豪气干云。但长城不是凭空长出来的，需要征发无数民夫，占用大量土地，迁徙沿途居民。史书不会详细记载某个叫‘黑夫’或‘惊’的普通戍卒，他家在陇西的几亩薄田和祖屋，是不是正好在规划的长城线上？他年迈的父母是如何哭喊着被官吏‘请’走（或拖走）的？补偿？大概有几斗粟米？或者根本没有，只有一句‘为国戍边，光荣！’这叫：一声令下筑边墙，千家万户离故乡；粟米几斗算补偿？血泪拌土垒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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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正在征发民夫、划拨土地的官吏们，脸色有些不自然。基层的里正、亭长，更是深知其中艰难。而被征发的百姓家庭，看到这里，悲从中来，却又敢怒不敢言。秦始皇本人或许觉得这是必要的代价，但天幕将其中的个体苦难如此具象化，也让他眉头微蹙。其他朝代的统治者，则在思考如何更“有效率”

地完成此类工程。

“当然，不是所有‘钉子户’都只能被动挨拆。有些硬骨头，能让官府也头疼。比如，第二个案例，据说发生在汉朝——‘长安城扩建之‘槐里豪强拒迁记’。”

画面（凝固碎屑重组）显示一座颇具规模的庄园，有坞堡，有私兵（虚影），庄园主是个衣着华丽、面带倨傲的中年人虚影，正对着前来交涉的小吏摆手。“长安城要扩建，规划到了某位地方豪强的祖产。这位爷可不是普通黔首，家里有钱有粮，有徒附（依附民），可能还有人在朝为官（级别不高但够用）。官府第一次来协商，他客气地表示‘祖业难弃’；第二次来，他开始摆困难，‘庄园仆役数百口，无处安置’；第三次，态度强硬起来，‘除非陛下亲下诏书，否则免谈！’地方官头疼了，强拆？怕激起民变（豪强煽动），也怕得罪他朝中的关系。上报朝廷？为这点事惊动中枢，显得自己无能。于是，这场博弈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最后多半是官府妥协，修改规划线路绕开，或者拿出更大的利益（如许以虚职、更多钱财）交换。这叫：豪强坐地自成王，官府头疼难拆房；博弈数月终让步，规划图纸改道忙。”

汉朝的豪强地主们看到这里，腰杆似乎挺直了些，觉得天幕懂行。地方官员则感同身受，连连点头，这种棘手事他们没少遇到。朝廷中枢的官员则在想，如何制定政策限制这些“地头蛇”

。普通百姓则觉得，还是有钱有势好，官府也怕。

“第三个案例，升级了——涉及‘宗教势力’这块硬骨头。‘南朝某寺扩修，邻舍道观不让路’。”

画面变成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比邻而居，双方都有僧侣、道士虚影，正在争论，香客信众围观。“寺庙要扩建殿宇，需要占用相邻道观的一部分菜地或偏院。道观不干，说这是三清祖师爷赏的吃饭地。寺庙说，我这是奉了某位王爷（或太后）的旨意扩建，功德无量。双方都是‘方外之人’，但又都与世俗权贵有联系。地方官夹在中间，一个头两个大。拆哪边都可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引发宗教冲突。最后很可能和稀泥，或者由更高级别的人物（如皇帝）出面调解，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另划拨一块土地给道观作为补偿。佛道之争，有时候就从这种‘宅基地纠纷’开始。这就叫：佛道相邻起争端，寸土不让为哪般？官家不敢轻动弹，恐惹神佛心不安。”

各朝代的宗教人士，无论是僧侣还是道士，都露出了会心的、或尴尬的微笑。寺庙、道观的住持、观主们，或许想起了类似的经历。地方官更是深有体会，处理这类纠纷最考验情商和背景调查能力。皇帝们则觉得，这些方外之人也不清净。

“第四个案例，展示了‘技术型钉子户’的智慧——‘隋朝大运河沿岸的‘湿地保护主义者’？’”

画面显示一片芦苇荡或沼泽地，几户渔民或煮盐户的棚屋虚影散落，面对前来勘察的运河工程官员，他们不吵不闹，而是摆出一堆晒干的鱼虾、盐块，还有简陋的渔网、盐锅。“当官的，您看，我们这儿是浅滩沼泽，地基软，挖河容易塌方，费工费力。而且我们在这儿打渔晒盐，每年能给朝廷上交不少渔税、盐税。要是把我们迁走了，这税可就没了。再说了，上游下游那么多好地段，何必跟我们这烂泥塘过不去？要不……您再勘察勘察？”

这些百姓未必懂什么环保，但为了保住生计和家园，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和朝廷的财政需求，进行“理性劝说”

。官员一听，有道理啊，工程难度和税收损失都得考虑，于是很可能重新规划线路，或者给予极优厚的搬迁补偿（比如在新的安置地继续允许他们从事渔业盐业）。这叫：不哭不闹讲道理，烂泥塘里藏生计；巧言说动勘察吏，保家或可得厚利。”

水边的渔民、盐户、沼泽地居民们眼睛亮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各朝的工程官员也学到了，以后勘察得更仔细，考虑更周全。务实派的皇帝会觉得，这种“技术型”

反对意见，有时确实能避免错误决策。

“第五个案例，‘唐朝长安‘拆迁致富’的传奇？”

画面转到长安某坊，一个普通民居，主人是个看起来精明的中年人虚影。坊墙要重修，或者某条街道要拓宽，正好需要拆掉他家的一堵院墙甚至半间屋子。这人没有激烈反抗，而是开始计算：我这屋子当年买来花了多少，装修（如果有的话）花了多少，地段多好，风水多佳，拆了半间影响整体结构必须全拆，全拆了我和家眷暂时无处安身需要租房，租金几何，精神损失费……算出一笔天文数字，然后笑眯眯地对负责拆迁的小吏说：“官人，不是小民不愿为朝廷出力，实在是拆不起啊。您看这账……要是朝廷能按这个数补偿，小民立刻搬，还帮着劝说邻里。”

小吏一看账单，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上报之后，上级也头疼。最后可能经过反复扯皮，以一个远高于市价但低于他报价的金额成交。这家“钉子户”

成功实现“拆迁致富”

。当然，也可能遇到不耐烦的强硬派官员，给他扣个“阻挠公务”

的帽子强行拆掉。这就叫：算盘打得震天响，拆迁补偿要天价；博弈双方扯皮久，或成富翁或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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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等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住在可能涉及改造区域的，瞬间思路打开！原来拆迁还能这么操作？贪官污吏可能想着如何从中克扣，清廉官员则头疼如何应对这种“坐地起价”

。后世无数拆迁户仿佛找到了“理论依据”

。皇帝们则觉得，城市管理真麻烦，这些刁民！

“第六个案例，悲情路线——‘宋汴梁‘桥头烧饼铺’的最后抗争’。”

画面是一座石桥桥头，一间小小的、冒着热气的烧饼铺，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虚影。河道清淤拓宽，或者桥梁重修，需要拆掉桥头所有违章建筑（或许他家店铺属于此类）。老夫妇无儿无女，以此为生。官府勒令限期拆除，补偿微薄。老翁颤巍巍地在铺子前挂出血书：“祖传三代烧饼铺，百年桥头烟火气；今朝官令一声下，老汉何处觅生机？”

引来无数市民同情围观，舆论哗然。地方官怕激起民愤，暂时不敢强拆。事情闹大，可能最终由某位“青天”

官员或富于同情心的贵族出面，协调给予较好的安置（比如在附近另寻一小铺面，或发放足以养老的补偿）。也可能在拖延中，老夫妇抑郁而终，店铺自然拆除。这就叫：桥头烧饼香百年，一纸官文断炊烟；血书引来百姓泪，青天难觅徒怆然。”

汴梁等商业都市的市民，尤其是小商贩，最能共鸣。许多人红了眼眶，想起自家或认识的人类似遭遇。官员们则感到压力，处理不好就是民怨。文人墨客可能以此为题作诗。皇帝或许会下旨，要求拆迁需体恤民生。

“第七个案例，最无奈也最普遍——‘明朝迁都北京，为修皇城、衙署、兵营，大规模征用民地’。”

画面是北京（或北平）城外，大片农田、村落，百姓扶老携幼，背着简陋行囊，茫然地望着正在划线、打下木桩的官吏和兵丁。“‘天子脚下，寸土寸金’，但最初，这里很多是普通农民的田地。一声令下，土地被征为‘官地’，补偿标准由朝廷定，往往不足以在附近购置同等田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要么沦为流民，要么被迫接受极低的补偿，迁往更偏远、贫瘠的地区。他们可能集体到官府前跪求，也可能有胆大的试图阻拦，但面对帝国都城建设的宏大叙事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体的抗争往往如同螳臂当车。这叫：煌煌帝都起宏图，万家田舍化丘墟；补偿难抵失地痛，含泪他乡作流徙。”

明朝永乐年间，正在参与迁都和北京建设的官员、军民，心情复杂。被征地的百姓更是悲愤无门。朱棣本人或许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但天幕将个体痛苦放大，也让他略有触动。其他朝代进行大规模都城建设的皇帝，如隋炀帝建东都，武则天建明堂，都有类似问题。

“好了，‘钉子户’案例看得差不多了，咱们换个角度，看看官府‘强拆’的手段，那也是五花八门，充满‘智慧’（或蛮力）。”